仿佛一夜之间，“放开二孩”攻占了很多人的微信朋友圈。有人憧憬，有人激动，但也有人犹疑，有人无奈，就连人们见面打招呼，也在纠结这个新的哈姆雷特式问题——生，还是不生？

　　从政策制定的角度来看，全面放开二孩有着鲜明的“问题意识”。人口结构性问题日益突出、劳动年龄人口开始减少、老龄化程度不断加深……这些变化，给经济发展和人口安全带来新的挑战，从整个国家人口再生产的高度，“放开二孩”有利于应对老龄化冲击、增加劳动力供给。在舆论场，这一看法有着广泛共识，但是由此引起的次生话题，却也存在着偏激的认识、极端的情绪。

　　比如说，有人据此全盘否定计划生育，并把曾经支持计划生育的官员和学者拿出来“批判”一番。事实上，“放开二孩”是对之前人口政策作出的创造性延续与改革。制定政策理应保持适应性与灵活性，踏准经济社会发展的鼓点与节奏，人口政策同样如此。人口结构深刻变化、老龄少子日益严峻，调整人口政策是应有之义，这是一种“适应性改革”。在这个问题上翻旧账，甚至以今非古，只会加剧社会撕裂、模糊历史认识。

　　再比如说，有人过度拔高抚养成本，劈头就问——你生得起吗？有人“测算”，北京养育孩子的标准，从出生到就业需要花费276万；有人揶揄，“421阵型变成422阵型，中场球员要累趴下了……80后真苦！”诚然，育儿成本水涨船高，但是类似“花费276万”的说法，依据却不见得客观。讨论育儿成本没有问题，可如果是带着情绪地夸大成本，就可能扭曲生育预期，让人对生育产生无谓恐惧。

　　偏激的认识需要矫正，对政府而言，也应该认真对待这背后的民意诉求。在“放开二孩”解决了能不能生的问题之后，还需要解决人们想不想生、敢不敢生的问题。育儿成本的上升、养老压力的增大、经济的快速增长，导致人们的生育观念在悄然改变。多子多福、儿孙满堂不再是家庭梦想，少生优生、自我实现成为年轻人的主流价值。这都说明，“放开二孩”不是简单地一放了之，不能指望政策放开能够自动生效，而应该有更多配套措施，比如，扩充相应的教育资源、降低育儿养老成本，才能取得预期的政策效果。“加大对有特殊困难的计划生育家庭的帮扶力度，切实解决他们在生活保障、养老照料、大病医疗、精神慰藉方面的困难和问题”，卫计委的表态，也正是为了给予生育更多关怀与激励。

　　人口的变化，将辐射到社会的各个方面，更深层次的变化已现端倪。进口奶粉应声涨价，专家预言楼市将缓慢升温，人力资源开始讨论慎重招聘女性，而教育专家作出断言——学区房地位更加坚挺……“放开二孩”的政策离实施还有一段距离，就已经引起各个领域的预期改变。可以说，“放开二孩”影响的不仅是家庭结构，更是社会结构、思想观念。女性就业歧视是否会加重？教育资源是否会更加紧张？公共服务需求是否会激增？在“放开二孩”的实施过程中，需要对各方面可能造成的影响有一个系统的评估和应对。

　　“天地之间，莫贵于人”。哲人说，人口就是一个国家的命运。独生子女一代终将成为历史的绝唱，无论如何，这个国家将驶入“二孩时代”。一头连着整个民族繁衍生息的未来，一头连着每个家庭量入为出的生计，从放开二孩到生育二孩，还需要国家释放更多政策红利，为更多人给出笃定的回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