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不久，一则“最心酸儿童节礼物——母亲偷鸡腿给生病的女儿”的新闻，让36岁的山东人刘燕成为焦点人物。报道发出后两小时内，来自各地的爱心捐款超过30万元。一天后，刘燕患有肾病综合征的女儿大丽（化名）住进了南京军区总医院接受全面治疗。“求求你们把我们的事向媒体报道。”同在这家医院的内科52病区，王玉琴用渴望的眼神看着记者。这位来自安徽农村的母亲和刘燕一样，有两位患严重肾病的女儿。（6月13日澎湃新闻报道）

　　我们可以看到，“偷鸡腿救女”者得到救助是依靠公益的力量，更大程度上是依靠媒体的力量。通过媒体对求助者辛酸与无奈的报道，引发社会关注与同情，触动人们最柔软的心理，从而引发社会捐赠。

　　不可否认，同情的确是公益的原始动力，但如果仅仅基于一时悲悯的情感，靠煸情与眼泪催出来的公益捐赠，终究是临时的而非可持续的，能够帮助到的对象只能是极少数。从制度完善上讲，救助“偷鸡腿母亲”的患病女儿，更应该寄托在“大病医保”等制度上。而作为一种补充手段，公益对弱势与身处危难境地的人们，也应该给予普遍而经常性的关心与帮助，让这些人享有相对公平的救助。这就需要公益慈善呈现出组织化、社会化，成为帮助政府保障政策兜底的补充，让爱心捐赠成为常态，而不只是针对特定对象的直接赠予。

　　民间救助对媒体的依赖程度，其实也是检验现代公益慈善成熟度的标志。民间救助越依赖媒体，证明公益慈善的组织化、社会化水平越低。近些年的网络募捐事件，越来越呈现出炒作倾向，背后多有策划的痕迹。比如，“跪爬救女”“父亲卖卫生巾救女”等等，演绎着“比惨”的传播逻辑。此次的“偷鸡腿救女”事件，在传播上也有剑走偏锋的嫌疑。与之形成强烈反差的是，与刘燕“同病相怜”的“室友”王玉琴，一本正经地通过微信，拟众筹善款20万元，众筹期结束后，也仅仅筹到2万元。两者的对比，折射出社会公益慈善发展的瓶颈。

　　求助的权利不能总靠媒体来救济，应当顺应时代发展潮流，一方面完善“大病医保”等制度，一方面构建现代的公益慈善理念与文化，通过政策引导、税费优惠等，加快社会公益组织的培育与发展，促进社会公益慈善机构的升级。不断完善慈善法治体系，提高公益慈善的透明度和公信力，提高社会参与慈善捐赠的积极性，做大慈善的蛋糕，让更多人在公益慈善的框架内得到救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