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南省人大代表邢诒川在海南“两会”上“晒”出了他制作的“行政审批长征图”。上百个章，30多项审批——它详细记录着一个投资项目从获得土地到办完手续的艰难过程。而与此同时，国务院公布了今年首批取消和下放的行政审批事项，包括取消和下放64项及18个子项（2月16日《新京报》）。

    在行政审批制度改革有效推进的背景下，地方人大代表的“行政审批长征图”，显然让人看到了在取消和下放的审批事项数字之外，改革的另一面与复杂性。在某种程度上，它不啻为对于正在进行中的改革的另类提醒，也是一份改革的“长征图”。

    行政审批制度改革主要表现为审批权力的下放和取消。于权力下放而言，一个直接结果是，地方政府和部门的某些审批权会有所增大。明晰这一点，就不难知道，如果下放的权力，不能确保得到良好的监督，则照样会削弱放权的改革效果。显而易见的是，放权只意味着，审批权力的层级下降，若地方权力的运行方式和土壤没有得到优化和净化，那些长期流行的行政弊病，如官僚作风，就会成为新的“审批之痛”。

    对于审批事项的取消来说，它因为直接关系到一些地方政府和部门的审批利益，若无有针对性的监督与排查，遭致一定的阻力或软抵制，几乎不可避免。且由于审批事项取消了，这些审批流程如缺乏规范，将变得更为模糊，致使公众或企业遭遇“被刁难”的尴尬。“行政审批长征图”中的情况，就是现实案例，值得警惕。

    从现实情况来看，行政审批事项的数量减少和权力下放，并不能一蹴而就。审批权力虽然下放、减少，但“审批思维”、官僚作风不改，改革的成效就难以得到彰显。看不见的中间流程和环节依然存在，在某种程度上，它是行政弊端的现实表现。基于此，在推进审批改革走向深入的同时，对于改革落实的监督，和地方行政积弊的改革，也需要同步进行，增加两者的协同性，方能实现放权带来最大化的社会效益。

    还需注意的是，审批权的取消和下放，不意味着政府的放任不管，而是更好实现从事前审批走向事中、事后的管理。那么，与此对应，衡量行政审批改革成效的另一方面，即是地方政府如何将以往的审批精力，转化为事后的管理与监督能力。这也是行政审批制度改革的题中之义，不能忽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