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年至2014年，陈勇在任云南省某乡乡长、党委书记的两年时间里，利用职务之便，为两名工程建筑商谋取利益，先后五次收受二人贿赂225万元人民币。去年12月4日，云南省永善县法院以受贿罪判处陈勇有期徒刑十四年。昨日，媒体披露其忏悔言论，陈勇称，“我应该还可以活40年，假如每年按平均收入7万元计算，将来国家要发280万元给我，比我收受的贿赂多得多……这样一对比，我经济上至少损失280多万元。”（1月13日《检察日报》）

　　落马官员忏悔，是一种好的现象，说明其有反省之心。但从贪腐事实反思得失经济账，得出贪腐200多万，不如领取待遇280万的结论，却仍只是浮在表面的形式反省。贪腐之弊，不在官员个人的得与失，而在所造成的危害与影响。试想，为何行贿者会找上一些腐败分子，无非是基于其手中的权力与资源，行贿200多万，必然要收获比200多万更多的权力资源回馈。落马官员拿了这笔钱，被查了，丢了官帽，可危害已经造成，纠错亦需付出成本，怎能是一得一失所能抵冲。

　　贪腐之弊岂在个人得失经济账的另一重现实则是，国家培育一个官员，特别是一定级别的官员不易。无论是正常的工资支出，还是相关的能力训练培养，岗位锻炼以及升迁考核，背后都付出了大量的人力物力以及资本。落马官员觉得自己个人得失不划算，事实上最不划算恰是公共财政。既耗费了公帑，却没有达到预期的目的，令少数腐败分子尸位素餐，浪费资源。以此而言，反腐的目的恰是督促官员反省，珍惜手中之权，重视肩上的责任。而落马官员的忏悔，应该是在这方面起到积极作用，如果说这种反思与反省仍停留于个人得失经济账，从实际上来说，仍未走出惯有的腐败逻辑。

　　什么是腐败逻辑？具体说来也有两大特点。一则，腐败分子算盘都打得比较精，惯于看重自己得到了多少，可能的损失有多少。像这种在已经落马的情况下，仍不忘贪腐200多万赔本的“遭遇”，可以说正是这种思维最真实的体现。二则，腐败分子以自我为中心，素来真正反省得比较少，因而真正反省时，未能贴近地气也就习惯成自然。

　　当然，落马官员的得失经济账尽管有些自我，但仍不失一定的正面意义。它起码又一次向官员群体揭示了贪腐问题最直接的后果，重申了守法用权的重要性。只是，围观这番忏悔时，个人的触动诚然可贵，但更重要的是如何从中汲取制度监督的经验与教训。有什么样的腐败逻辑，就该有什么样的治腐对策。唯有沿着落马官员得失经济账中暴露的风向前进，对症下药，创造制度条件将权力者潜在的腐败念头阻挡在制度闸门之外，所谓得失经济账，才能真正转化为反腐的正向能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