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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海建：总有一些地方没有摄像头

//www.auribault.com 2015-09-17 来源：中国青年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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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安徽淮南女大学生自称扶老太被讹一事，又有新进展。据安徽广播电视台旗下媒体安徽网络电视台9月15日消息，目前已有3名目击证人愿意出来实名作证，这3人称女大学生确实撞了老太太。（澎湃新闻网9月16日）

　　逆转，再逆转，真相却未曾峰回路转。9月8日，一名自称是安徽淮南师范学院大三的女生在微博发帖称，自己扶跌倒老太遭遇碰瓷讹诈，欲网上寻事件目击者证其清白。此后，舆论几乎以“讹人老太”的标签化思维，将当事女生捧上“被讹好人”的道德高地。再然后，一组现场照片流出，碎片化的场景，尽管很难再现核心细节，但大家仍一致认定“安徽女大学生扶老太被讹”。这中间，当地警方所秉持的慎重理性姿态，被舆论刻意规避或忽略。

　　要想查清事情原委很简单，只要调取事发路段监控便可。然而，事发地点处于监控死角，监控无法给双方一个满意的答复。坏老太还是坏女孩？随着各派目击证人的挺身而出，在司法层面，也许迟早能辨个明白。不过，这事儿如果发生在下面这个场景中：老人与女孩在监控死角，而当时路上并无行人，老人坚持认为是女孩撞伤、女孩坚持发誓自称是好心救老扶伤——在不靠谱的测谎技术并不能在数值上给出真相时，我们，究竟该相信谁？

　　这是个两难问题，一是因为经验主义本身时常经不起个案的实证；二是因为技术的“死角”、制度的“暗房”，在这个世间是很普遍的事，谁也不是“上帝之眼”。这个困局，说到底是两种执迷所致：一方面，我们对绝对正义执迷无悔，在无法获得绝对正义之时，选择了经验主义逻辑。但这个逻辑，终究是有成本、有伤害的。结果，有人会放大这种成本与伤害，躲在臆想的风险中，规避自己的道义责任。这就是所谓“不是我变坏，是坏人太多”的借口。

　　另一方面，我们太不信任道德自治，这种普遍的不信任又被每个人狡黠地利用得淋漓尽致。在利益与责任面前，善良者的道德确实也有可能选择“逃离模式”，但一个公民社会，正常的舆论状态，不是马上站队为自己喜欢的一方扛旗（因为它可能恰恰是施害方），而应该申明底线、重提价值，唤醒或施压于每个人的道德自觉，让撒谎者真正“内心不安”。遗憾的是，我们不仅丧失了这种能力，更深深怀疑这种能力。结果，就是总喜欢贸然而冲动地宁可自己当“判官”，宁可罔顾事实，也不肯让舆论监督与道德监督成为倒逼真相的力量。

　　安徽淮南女大学生自称扶老太被讹一事中，究竟谁在撒谎？这不是猜谜类的综艺节目。它拷问的，其实是公共治理中越来越司空见惯的“盲区”。在这方面，法律也许是无力的，制度也许是苍白的，甚至技术也是被“封印”了的，内心的力量、价值的力量，如果跌宕殆尽，小丑也可能披着英雄的外衣招摇“吸粉”。

　　这世界，总有一些摄像头照不到的地方，礼失求诸野，只是，人性的规矩与规则如果停摆或失灵，底层的这种风险，并不比任何一种风险来得轻飘无害。这样的警醒，跟事件真相本身一样重要。

编辑：丁斌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