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6月1日起，国家取消部分低价药最高零售价，初衷是提升药企生产低价药积极性、减轻患者使用高价药的负担。“松绑”五个月来，记者走访广州市内各大医院、社区医院和连锁企业了解到，“松绑”过后低价药价格应声上涨，涨价少则几倍，多的达上百倍。病人被迫换药。（11月5日《信息时报》）

　　去年5月，国家发改委就取消了部分低价药的最高零售价，当时有专家语气肯定地说，“不必过于担心低价药价格上涨，日均费用标准会起到封顶控制阀的作用”，即生产企业可在西药费用日均不超过3元、中成药日均费用不超过5元的前提下自主定价。

　　事实说明，这个“封顶控制阀”似乎失灵了，有的低价药涨价上百倍，如果这种情况属实，显然突破了“封顶控制阀”限制。对此，患者必然要问：“《推进药品价格改革的意见》中承诺的‘强化价格行为监管’为何没有兑现？”也就是说，部分低价药涨价百倍，首先对我们的价格监管部门发出了紧急警报。

　　可能在一些人看来，我国低价药的价格长期被压制，如今放开最高零售价，这种“涨价百倍”是一种补涨行为，是价格正常回调。但是，“涨价百倍”的背后有没有企业违法操控价格，值得深究；价格监管部门是否尽职尽责，值得追问。因此，有必要给低价药企业和监管者“看看病”“吃吃药”。

　　除了监管不到位之外，“涨价百倍”也给改革设计者发出了警报。去年4月，八部委发出《关于做好常用低价药品供应保障工作的意见》，从价格管理、完善采购、政策扶持、综合监管等方面给低价药建立一张保障网，如今低价药迅猛涨价，恐怕与上述意见没有落实到位有关系，八部委应为此深刻反思。

　　在笔者看来，要想防止低价药价格快速反弹，还应该通过减税等方式鼓励低价药生产企业扩大生产，一旦低价药供应充足，市场竞争比较激烈，低价药自然难以涨价。我们要意识到，低价药与廉租房一样，都是具有社会保障属性的公共产品，增加这种产品供应、实施抑制价格上涨的办法，是政府理应承担的更多的公共责任。

　　然而，无论是《关于做好常用低价药品供应保障工作的意见》，还是《推进药品价格改革的意见》，都没有提及通过财政补贴或者减税方式鼓励低价药生产，尽管前者在“加大政策扶持”中明确多种扶持措施，在技术改造、优先审评、绩效考核、医保付费等方面提出办法，但坦率说仍未拿出最有力措施。

　　需要指出的是，这轮药价改革后低价药大幅涨价不是个别现象，除了广州部分低价药涨价百倍之外，记者调查发现，安徽芜湖部分低价药也涨价明显，例如，由上海某厂生产的一种药品，由原先的六七元涨到了六十多元。这种数十倍、上百倍的价格涨幅，患者怎能吃得消？唯一的办法就是换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