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关部门作出行政限制行为的时候，必须严格依照法律规定，把握好公权力和私权利的界限，在合理范围内做到二者的效益最大化。

　　近年来，以“限行”为代表的交通管制措施频繁出现。目前，单双号限行措施已经在北京、武汉、广州、烟台、昆明等城市有限度地实施。从地域范围看，单双号限行措施成为越来越多城市的交管部门治堵的重要备选方案；从频度看，限行措施也表现出从“节会限行”走向“频繁限行”和“常态限行”的趋势。

　　单双号限行措施是通过行政命令的方式，并以行政惩戒为保障而对相对人的机动车使用权的强行性限制，是一种典型的强制性行政行为。交通管理部门是依据交通方面的法律来行使限号权的，如《道路交通安全法》第39条规定：“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根据道路和交通流量的具体情况，可以对机动车、非机动车、行人采取疏导、限制通行、禁止通行等措施，遇有大型群众性活动、大范围施工等情况，需要采取限制交通的措施，或者作出与公众的道路交通活动直接有关的决定，应当提前向社会公告。”根据授权，交通管理机构对交通实行限号限行是有行政权力保障的。

　　然而，“权力——权利”的关系结构，实质上可转换为“公共利益——个人利益”的利益结构。单双号限行措施的制定和实施，基于对道路畅通、环境美好等公共利益的追求；而对自由驾车出行等个人利益的限制，也可理解为，被限行者将个人利益让渡给公共利益的代表者，以促成公共利益的实现。因此，相关部门作出行政限制行为的时候，必须严格依照法律规定，把握好公权力和私权利的界限，在合理范围内做到二者的效益最大化。

　　限行属于对公民财产权利的行使作出的限制，属于行政强制措施。根据行政强制法规定，只有地方性法规，即省级、省会城市和计划单列市的人大或人大常委会才有权作出，而规章没有这样的权力。对于政府作出的不合法、不适当的规范性文件，上级政府有权予以撤销或改变，作出决定的政府也可以自我改正或撤销。

　　立法限制公民权利，必须在制定法律、规范和措施的过程中，通过多种方式保障公民参与。制定限行政策时，应按照调研论证、征求意见、讨论决定、公布实施等程序进行。其中包括广泛听取公民意见，对限行的方式、处罚办法、补偿机制等事项，应举行听证会。

　　担负交通管理职责的各部门要相互协作，制定科学合理的补偿制度。制定机动车尾号限行方案，明确此方案的具体内容与实施原则，并给予被限制人补偿。例如，可以在车辆折旧费、车船使用税、换乘公交车出租车的相关费用、养路费等方面加以减免或补贴等。

　　我本人明确反对用限行、限号这类简单粗暴的管理手段，来缓解交通拥堵或降低空气污染。单双号限行，可能会刺激本来一辆车就够用的家庭购买两辆车，不仅增加了车位的紧张度，还会加剧交通压力，造成更严重的环境污染。立法机关在立法时，一定要牢固树立私权利神圣不可侵犯的理念，通过多种合法有效的方式，来达到现代化城市治理的理想效果。

　　单双号限行措施确实缓解了城市巨大的交通压力，但是也存在很多问题，根源在于它本是以临时性措施提出解决交通问题的，若常态化，则可能存在一些法律层面的问题。此外，在该政策制定和实施的过程中，应该充分依据行政法规，让人民群众参与到政策的制定和执行的过程中来，使其真正能够服务公众利益。（作者系律师、北京理工大学兼职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