让艾滋儿童去普通学校就读，特别是在个人隐私极易被发现的熟人社会中，并不现实。

　　湖南宁乡县流沙河镇高山村11岁的女孩莎莎，本应该读小学五年级。两年前被确诊出艾滋病后，莎莎上学的想法遭到了其他学生家长的强烈反对，经过一年多的拉锯，莎莎还是失学了。（《新京报》5月17日）

　　像莎莎这种因患艾滋病而不能正常入学的情况，绝非个案。据专家于2012年底估算，我国当时14岁以下感染艾滋病病毒的儿童大约有8000人，现在可能有所增加，或多或少都会有上学难的问题。

　　对于艾滋儿童接受教育的权利，我们并不缺乏相关法律的保护，从隐私权到配套的关爱措施，都有着较为明确的规定，“保证不让受艾滋病影响儿童因家庭困难上不起学或辍学”。即便如此，仍旧有不少的“莎莎”，面临着相似境遇。原因很简单，那就是公众的“恐惧”。

　　对艾滋病的恐惧，真的只是因为人们无知吗？并不绝对如此。新闻中有两个细节值得注意：一是教育部门不断向学生家长说明艾滋病的传播途径，告诉他们一般不会传染给他们的孩子，但家长们仍旧不答应，因为他们担忧的是那万分之一的可能性；二是有知识和有认知水平的老师，在来到莎莎家上课的时候，居然也十分忐忑，连水都不喝，并有不愿意继续教下去的念头。

　　家长和老师的反应很具代表性：从个人的“理性选择”出发，哪怕传染的可能性再低，人们也会趋利避害。公众对艾滋病毒携带者的偏见，或许比外界想象的严重。像新闻中的老师，了解科学知识，也认为不该歧视艾滋病病毒携带者，但真让自己去做就畏缩。

　　在此情境下，只强调保障艾滋儿童进入普通学校就读的权利，就有些不接地气。因为他们的入学，要么会引发其他孩子转学，要么会被其他孩子孤立，如此不仅让他们不能安心地接受教育，反倒会造成更深的心理创伤。

　　让艾滋儿童顺利入学，尽管需要不断加大对艾滋病的科普力度，让学生和家长从心理层面上真正接受，但就现阶段来讲，亦需要采取其它可行性的配套措施。

　　比如：加强对艾滋儿童的心理干预，首先在心灵层面予以关爱；开办专门的学校，有针对性地为艾滋儿童提供教育服务。山西临汾的红丝带学校所取得的经验，就很值得借鉴。虽然这样做很无奈，但要明白，让艾滋儿童去普通学校就读，特别是在个人隐私极易被发现的熟人社会中，并不现实。

　　消除对艾滋病的偏见，保障艾滋儿童的受教育权，自然需要不懈地做好科普工作，但也不能只靠科普。现阶段应结合实际情况，采取多样化的措施保障艾滋儿童的基本权利，让携带艾滋病病毒的孩子安心地坐在教室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