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校之所以说无力承担托管，主要是额外收费承担托管之责缺乏明确的规定，但学校并非无需对托管承担任何责任。学生托管是义务教育阶段衍生出来的问题，义务教育应当对学生“多管一步”。

　　最近媒体报道了广州市“小学午休一席难求，学生无奈上‘黑托管’”，引起多方关注。据了解，广州市目前在工商部门正式登记、经营范围为“学生托管”的企业及个体工商户仅15家，而仅在一所学校附近1000米以内，就有提供学生托管服务的场所至少10家以上。

　　申办学生托管机构手续繁多、门槛较高，经营者利润微薄，投入产出比低，所以托管机构的“正规军”少之又少，而“黑托管”乘虚而入遍地开花。广州市学生托管存在的问题，在其他地方也不同程度存在。随着都市小型家庭的增多，和学生作息规律的调整，无论是学生中午休息还是放学后的托管，都有着强大的社会需求。但现在出现的困境是，学校无力承担托管，社会虽衍生出了诸多托管机构，但在资质和安全上又存在隐患，令不少家长和学生陷入进退两难的尴尬。

　　按照一般的逻辑，既然有着如此强大的需求，只要降低市场的准入门槛，就不愁孩子没有去处。但问题在于，孩子的托管无小事，制定严格的监管标准很有必要。然而如果监管标准大幅提高，一方面，很多小型的社会托管机构很难达标转正，自然抑制了市场的供给，再说监管效率也是个问题；另一方面，高标准对应的只能是高成本，由此给家长带来的成本压力不可小觑。就此而言，如果简单将托管的难题交给家长和市场，其实几近于无解。

　　学校之所以说无力承担托管，主要是额外收费承担托管之责缺乏明确的规定，但学校并非无需对托管承担任何责任。学生托管是义务教育阶段衍生出来的问题，义务教育应当对学生“多管一步”。

　　比如，学校提供场地，由家长与财政部门共同购买服务的方式来办托管，如此既可保障托管的质量，也可降低家长的成本。近日湖北省出台《关于开展小学生课后在校托管服务的指导意见（试行）》，就是采取的这个思路。该《意见》规定，小学生课后在校托管服务遵循“家长自愿，校内实施，成本分担，有效监管”的原则，小学生是否参加托管，由学生家长自愿选择。学校要无偿提供校园内教室等托管服务场所及后勤保障条件，对托管服务人员进行安全知识培训和安全管理指导。当然，这一前提是学校应成立家长委员会，来对于托管的成本进行核算与监督。

　　相较于湖北省规定托管经费完全由家长承担，以及托管必须在校内进行，更灵活的做法是，相关部门给予适当的补贴，提高学校和社会办托管的积极性。当一些符合要求的托管机构能够享受到一定的补贴，在成本固定的条件下，自然会乐于提供更高质量的服务，家长也能减少成本。

　　除了学校之外，整合社区的资源同样是不错的选择。较之于市场化的托管机构，社区由于具有现成的组织框架和场地资源，无论是在加强监管还是成本约束上都具有优势。相关部门在进行机构协调和适当补贴的基础上，完全可以挖掘社区在托管方面的资源。

　　说到底，解决“托管难”问题的关键，就在于如何厘清权责、加强监管、依法追责。家长、学校和教育部门，在托管问题上应该承担起怎样的责任，应该有规范的制度予以明确。无论如何，面对这个越来越迫切的公共服务需求，完全将托管的责任推给家长和市场来解决，或者简单取缔一些不合格的“黑托管”，都有失起码的公平，也有“头疼医头”之嫌，并不能解决真正的问题。

　　当前托管所面临的问题，最重要的并非是如何遏制、取缔“黑托管”，而是大量的托管需求如何获得高质量的满足。从这个角度看，学生托管服务也需要一场供给侧的改革，即通过恰当的方式，调动和激活已有的社会资源，从学校、教育部门到社区、社会组织等，以最低的成本和最有效的渠道，提供质量更高、安全更有保障的托管服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