空气采样器本是实时监测空气质量的，作为国家直管的长安区监测站，不经允许任何人不得入内。然而，西安市环保局长安分局主要官员出于自身政绩考量，偷配钥匙并记住密码，用棉纱堵塞采样器，致使数据异常，引起中国环境监测总站注意。警方立案调查后，目前涉案人员已羁押在看守所。（华商报 10月25日）

　　通篇阅读此报道，分析过中缘由，其实，西安市环保局长安分局主要领导干部之所以数据造假“总动员”，还是被“逼”的。如果没有政府部门对环境末位的官员有处罚要求，他们为逃避处罚，也不会给采样器堵棉纱，让污染的空气“改良”；如果早前有类似的违法处理，他们也就不会犯严重性的错误；如果没有每年开展飞行检查、交叉检查等，也就不会发现；　　如果没有监测站回迁，也就不会给监测站站长留下利用协助监测站搬迁、调试的机会，私自截留监测站钥匙，并偷偷记下监测站监控电脑密码的“契机”。等等的如是和假设，笔者只想说一句话：法网恢恢疏而不漏，数据造假“总动员”这回真的“玩”大了，更是糗大了，“自己人”栽倒“自己人”的手里。

　　其实，对于重点监测城市，国家设立直管监测子站目的，旨在通过对空气中的常规污染因子和气象参数进行24小时连续在线的监测，将污染极细颗粒物（PM2.5、PM10）、臭氧、二氧化硫、一氧化碳、硫化氢、氮氧化物、挥发性有机污染物、总悬浮颗粒物、铅、苯、气象参数、能见度等，分析出的数据提供给环保局作为空气质量好坏参考，并辅助环保决策。未曾想，却被一帮出于自身政绩考量的官员“钻了空子”，试想，此种监测数据的收集，对整体环境的影响可谓可想而知？这也让笔者不由想到，前不久，京津冀及周边地区部分城市持续出现重度及以上污染状况，环保部派出8个督查组督查；一家企业为了得出一张“漂亮”的污染物处理记录表，把环境自动监测仪的探头放在矿泉水瓶子里新闻。

　　“只有想不到没有做不到。”毋庸讳言，企业把“监测仪放进矿泉水瓶”造假，或是污染企业将未经处理的废水绕过自动监测设备，直接排到周围的窨井里，抑或是借排污管偷排污染物，这与企业的形成侥幸、监管部门的监督失职有关。但笔者想问的是，作为环保局领导干部，居然数据造假“总动员”，而且想绕过为保证数据真实，所设置的多层关卡。如“一点多发”、远程监控、飞行检查、交叉检查，让民众对你们的公信力情何以堪？就算如知情人所说：因为政府部门对环境末位的官员有处罚要求，官员为了逃避处罚，给采样器堵棉纱，污染的空气就会改良一些。那么，试问，空气污染的改善就凭数据改良就能“掩耳盗铃”吗？难道他们的造假与我们的考核机制没有干系？

　　当然，说到数据造假“总动员”，也就直接“戳”到了一直以来“官出数字，数字出官”的痛点。因为近年来邀请环保局长下河游泳、请环保局长喝“黑水”、环保局长自己“匿名举报”、环保局长吐槽“污染管不了”的尴尬不乏存在，从另一个侧面也折射出环保部门“看得见管不到”的无奈，也看到环保问题光靠环保部门的确独木难支。究其原因，无论空气质量不达标，还是污染排放量超标，都与地方企业不无关系。地方政府和企业之间的利益纠葛，往往成为环境问题难治理的难点所在。为此，数据造假“总动员”这回虽然真的“玩”得有点大，但我们的主管部门不妨思量一下，数据造假违法成本过低问题，如何把环境治理与政绩考核相辅相成问题，如何转变地方经济发展方式，走可持续发展道路问题。

　　窥一斑而见全豹。数据造假“总动员”，再次印证比污染更可怕的是监测数据“改良”。笔者相信，民众不只是想看到目涉案人，被羁押、被惩处，而是真正能“痛定思痛”，找出环境治理有效措施，别让环保数据造假总是不同人、不同地、不定期的“粉墨登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