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一种新药进入市场过程中，会有几个关键的环节构成一个完整的利益链条，那就是从医药企业——临床试验代理机构——试验基地（医院）。在这条“利益链”中，一些招募“中介”为了推动试验尽快进行拿到招募费，出现种种违规违法行为。从业人员也良莠不齐，默许或者主动帮受试者作假。媒体调查发现，在试药这个灰色链条中，受试者、中介、药厂，每一环“都可能是造假者”。

　　媒体的调查，可用触目惊心来形容。试药是新药进入市场的必经程序，本是为了保证用药安全而存在。可从新闻中看到，在这一灰色链条中，受试者、中介、药厂，甚至医院，每一环节都可能出现问题，就连受试者的尿液也可以用别人的。在这样的一路造假中，用药安全如何保证？

　　看到这条灰色链条，很多人都想到制度问题。可在事实上，以试药为核心，并不缺少相关制度，甚至可以说制度还是相对周密的。比如，北京市为了保证药物临床试验的科学性与准确性，保证试药人的健康，禁止试药者三个月内参与其他批次的项目试验，并建立了受试者数据库用于对受试者联网筛查。可这一制度并没有得到落实，对于利益关联人来说，“上有政策下有对策”，很简单地就可以突破制度封锁。在这里，其实是一种基础秩序问题。

　　基础秩序是指社会运行的一些基本常识与规则，基础秩序并不必然表现为某种制度，却是制度运行的必要前提和基础。基础秩序紊乱是清华大学社会学系教授孙立平提及较多的一个观点。孙立平认为，我们通常一遇到问题就爱说的“某某制度不完善”是不正确的，实质上我们有很多的制度，而且就制度看制度，本身也很完善，已经考虑到了很多可能性，但由于基础秩序紊乱，导致制度在执行中变样，甚至遭到搁置。

　　如果不能理解的话，不妨看看火车逃票。正如人们公认的，西方国家的火车检票制度，相对我们来说太宽松了，简直到处是漏洞，但西方国家很少出现逃票现象。可在我们这里，上车要检票，下车要检票，中途还要检票，即使这样，也不能杜绝逃票的发生。这就是基础秩序紊乱带来的恶果。其最大副作用，就是让制度失去运行的基础，导致制度成为一纸空文。

　　难道不是这样吗？围绕试药这一利益链条，每一环节都有制度规范。如果这些制度得到刚性落实的话，试药乱象怎么有可能发生？可真实情况是，相关利益方并没有把有关制度当作一回事，对于他们来说，制度不是用来遵守的，而是用来突破的——而突破了制度就有利可图。此前谁能想到，连以救死扶伤为天职的医院，在利益引诱下，都能丢弃其基本的责任担当？这一语境下，即便构建再多的制度，又有什么作用？

　　现实生活已经告诉我们，越是基本的，越是重要的，往往越是缺失的，也越是需要保障的。基础秩序就是这样。夯实基础秩序，是一个复杂工程，很难“毕其功于一役”。一方面，需要多做一些“慢活”，比如在全社会深入推进道德建设，让核心价值观深入人心。另一方面，还要出一些“急活”，从具体案例出发，要加大对试药的监督，让破坏规则者付出沉重代价。就目前来看，针对试药灰色链条的存在，逐一强化相关环节的责任，让破坏规则者寸步难行，可谓势在必行。

　　试药灰色链条背后是基础秩序紊乱。其问题发生不是孤立的，想想社会上发生的很多乱象，也就有了心理准备。其中的医院问题，更与大红包、大处方等一些医疗乱象同根同源。这也提醒我们，重塑基础秩序，已经迫在眉睫，应该成为一项社会工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