陕西汉中男子张扣扣除夕持刀杀害邻居三人的新闻，在这个春节挑动着人们的神经。

　　在舆论场上，他的经历被“为母报仇”“二十年雪耻”这样词语进行了概括。因为动机的情感正当性——为二十多年前被邻居打击头部致死的母亲报仇，和报仇过程中的选择性——夺仇家性命却不伤仇家妇孺，他进一步被视作壮士和义士，整个人生经历，获得了传统侠客故事的加持。

　　这种原始民声，发乎自然，几乎很快就受到了知识群体反省。基本的立足点是，“同态复仇”是现代社会的敌人，“杀人偿命、欠债还钱”的朴素正义观虽然仍是法治的基础，但法治的不同就在于经审判而偿命、合程序而还钱。

　　不过，上述反驳真正开始变得有力，不是因为评论者的合围，而是因为随后出现了一两篇珍贵的调查报道，具体而不是抽象地还原了张家与王家的之前和今天的两场悲剧，超出了“符号”对“符号”的争论。当远隔万里的人们以“义士”的名号赠与张扣扣时，当地村民和事件的目击者，却称“杀人能是英雄？简直是胡说八道！”——这种来自新闻现场的声音，比讲道理的评论有力的多。

　　很显然，大剂量的舆论正附着在单薄的新闻报道上，自从调查报道萎缩之后，类似的情况已经相当常见。比这更该引起注意的是，前两年标志性案件在公共空间的共鸣消失了，在具体案件上实现法治进步的操作路径“民声呐喊—报道介入—评论合围—专家阐释—司法回应”正在解体，各个环节间的冲突正在扩张。这种冲突大于共识的情况，不仅出现在张扣扣案中，同样出现在前两个月的“汤兰兰案”中。

　　最明显的一点，是司法和民意的关系变得更复杂了。在之前的典型的呼格案和聂树斌案中，民间舆论的最终指向是法治正义，这使得沉冤最终得雪时，官方与民间、专家与媒体都觉得自己是胜利者。但现在，以朴素正义观统摄法治叙事的倾向变得明显了，快意恩仇的社会情绪更加强烈，也更强硬。

　　比如，在张扣扣案中，为了支持其行为的正当性，很多人紧紧追问二十年前对王家判决可能存在的司法漏洞，量刑过轻，服刑时间短等问题（这种追问当然是应该的）；但同样在汤案中，同类的司法瑕疵（以口供为证据等）却不是问题，因为这种瑕疵要服从于为受害者汤兰兰主持正义的目标。

　　就像纷乱衍生侠客梦，在既有治理系统外溢出另一套何以正义、以何正义的叙事，来自于对社会治理不连贯性的一种透视，其实是对法治不是最终权威积蓄的反应。

　　此外，媒体和民声民意的关系，也出现了某种悖论。在此前种种公共事件的解决中，媒体曾依靠民意托举，民意也曾视前者为代言，在去年“辱母案”的重审过程中，自然正义与媒体主张的司法正义曾出现过完美的合流。但目前展现出的趋势是，媒体的“伸张正义”只有在符合朴素正义观的情况下才能被盖章。媒体人（知识人）曾设想的民心可用，很可能出现叙事上的倒置，换民间舆论为主体，主题变为“媒体可用”。

　　往深里说，舆论场上已经出现了几套“政治正确”的话语，至少包括，一套主流叙事，一套启蒙以来的政治哲学话语，一套由儒家思想滋养的朴素伦理观。若干年前，以法治和权利为核心的政治哲学话语统驭了公共舆论，持这套话语的媒体具有很大的话语权。现在，随着公共议事平台向网络迁移、大量公众涌入议事场，随着社会转型中启蒙中断，朴素伦理观和正义观成了有限可选的蓄水池，正在形成对民众的导流，积蓄着巨大的对冲能力。

　　在这个背景下的张扣扣案争议，应该仅仅是个开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