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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国强：“简政放权”让体育回归民生

//www.auribault.com 2014-09-05 来源：广州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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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日由李克强总理主持召开的国务院常务会议对体育产业发展提出了三点重要意见，包括简政放权、取消商业性和群众性体育赛事的审批、推动公共体育设施向群众开放、优化市场环境推动体育产业发展等，这几点意见可以说是对近年饱受争议的管理机制的改革指出了方向。笔者认为，该意见的要义就在于促进政府部门简政放权，突出体育发展的商业化和社会化两条路径，发展大众体育运动，突出体育事业的民生功能。

　　近年我们的竞技体育取得了突出成绩，北京奥运会金牌总数甚至超过美国列第一位，这是在以“金牌战略”为目标的竞技体育举国体制“优越性”的体现，但其弊端更甚，如许多得金项目影响力小，含金量不高，而职业化程度高、拥有广泛爱好者和参与者、具有极高商业价值的项目，如三大球，在举国体制下花费国家巨大财力，成绩却一直很让球迷失望；大众体育水平极低，学校和社区体育活动条件差，体育设施和健身场地严重不足等，更别提举国体制下滋生的严重腐败现象，因此，举国体制造成了今天中国体育发展极不协调的畸形局面，已经到了非改不可的地步。

　　这不能不让我们反思我们的体育观念和体育文化。体育当然具有多方面的功能，它既可以为国争光，也可以是观赏和娱乐，但其最本质在于强身健体，追求超越。在今天，体育已经成为全球民众生活方式的重要内容，高水平的竞技体育以及体育产业的健康发展，都要以大众体育健身活动为基础。从这个意义上说，体育本来就应该是民生性的活动。这次国务院会议提出的三点都包含了推动群体性体育发展的内容，可以说是紧紧扣住了民生这个核心理念，让体育回归民生，就是让体育回归其“初心”，让体育真正融入我国民众的生活。

　　而保障大众体育发展的路径，就是要简政放权，突出市场的作用，强化社会的功能。政府需要转变角色，体育管理部门不应该承担竞技体育夺金摘银的“政治”任务，而是应变身为行业的管理、规范和服务者，适当合理地向社会分权或还权，通过发挥社会中介组织的作用，形成社会“自组织”机制，以防止因政府某些短期决策失误导致的社会失衡。群体性体育本身就蕴含着巨大的市场价值，体育器材生产、各类健身培训和康复活动、场馆租用等都完全可以依靠商业化方式来运作，而广受民众欢迎的体育运动，更是可在行业协会管理下成立球会和俱乐部。当政府管理“松绑”后，体育企业就会在市场竞争中不断发展壮大，而体育产业的发展也将带动体育活动的社会化。这方面体育强国美国就是极好的例子。美国没有任何政府体育管理部门，其体育事业分为职业体育、学校体育、社会体育三个部分，这三个方面各得其所，都得到了高水平发展。

　　应该看到，政府对体育运动的家长式管理产生了巨大的利益关联，商业性体育和群体性体育活动的审批，政府管理部门坐收高额管理费，体育管理“简政放权”的关键就是要打破这些利益垄断，这一过程并不容易，但我们仍乐见其成。

编辑：曹茂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