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八届五中全会提出“发展分享经济”。要让分享经济走上正轨，就得解决好其负外部性问题，在鼓励创新的同时化解好新旧模式间的矛盾

　　这两年，分享经济火了。有车一族将私家车接入打车平台，就能兼职干专车、顺风车；房主把空闲民宅放上短租平台，就能做起宾馆生意；甚至，你若愿分享停车位、厕所，也能通过互联网寻到应答者、赚点零花钱。凭借新的商业模式，国外的Uber（优步）、Airbnb（空中食宿）席卷全球，国内的滴滴、易到等打车平台，小猪、蚂蚁等租房平台，丁丁、有车位等停车平台也风生水起。

　　火了的分享经济也没少惹火上身。前不久，北京一位兼职顺风车的私家车主强奸了女乘客，引来坊间不少质疑。诸如此类的法律案件和交易纠纷，眼下并不鲜见。新模式还拨动了传统从业者的神经：一些的哥因不满私家车抢活而集体罢工，一些国外酒店也撺掇当地封杀租房平台。

　　既受青睐，又惹麻烦，分享经济就像一枝“带刺的玫瑰”。一方面，它看上去很美：对提供者来说，与他人分享使用权，既没失去所有权，还能创造价值；对使用者而言，选择更丰富、价格更低廉、消费更便利、信息也更透明；而站在全社会看，闲置资源盘活了，资源消耗减少了，供给规模做大了，还能解决部分就业。可另一方面，它摸上去又很扎手：个人经过简单的资质审核能接入平台，拉低了入行门槛、推高了安全风险；市场供给短期内激增，动摇了行业固有秩序，甚至加剧失业。

　　对于飘逸着芬芳的艳丽玫瑰，我们没理由绕道而行。十八届五中全会明确提出要“发展分享经济”，就是为它正了名。然而，要让分享经济正名之后走上正轨，就得颇费些思量，解决好它的负外部性问题。

　　最大难题之一是对传统行业秩序的挑战。需求再无限、用户也有限，要让后来者纯作增量几乎不可能。今后，分享经济越发展，新旧矛盾就越显化，也就越发呼吁政府“说句公道话”。其实，在竞争格局多变、技术更新加速的迷局之中，你很难简单算出支持哪方能增加就业岗位和GDP总量，政策再高明也敌不过众人用脚投票的选择。对监管者来说，最理想的办法就是当好服务员，管好该管的，剩下交市场。

　　哪些该管？损害消费者人身财产的风险当然要管控起来，甚至严管。眼下，有些平台企业为了盈利扩张，在把关审核上打马虎眼。这就需要完善法律和制度，让平台负起主体责任来。当然，方式不妨灵活些，可以是通过严厉的事后追惩让其不敢漠视风险，也可以是通过信息技术手段将企业实时运行平台纳入监管等等。

　　哪些不该管？可能挫伤创新积极性的往往就不该管。新模式毕竟不同以往，若拿一把老尺子量到底，就很可能长不大。比如要求大量兼职者与平台签订正式劳动合同、强制专车与出租车一样8年报废，或要求民宅也具备与宾馆同样的经营资质等就值得商榷。又如，违背市场规律、打压成长空间的措施也没必要出台。分享经济体量越大、成本越低，也就越发彰显分享的本意。因此，既然要发展天生有做大冲动的分享经济，那就应遵照市场规律，不要总操心谁会一家独大、给市场份额划什么杠杠，毕竟我们要反的主要是垄断行为。

　　玫瑰惹人爱，带刺令人忧。要想既嗅花朵之香，又避扎手之痛，就看你捧得是否巧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