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媒体报道，知名商业调查公司克罗尔（Kroll）近日发布的年度调查中显示，约73%的全球企业驻中国内地公司高管表示受到了欺诈的影响，较去年增加6%。这项年度调查在全球范围内采访了768名企业高管后发现，11种欺诈类型中，内地有9种高居榜首；比之世界其他任何地方高管，内地高管更为担心欺诈的风险。

　　有趣的是，就在两年前，同样由克罗尔发布的年度调查却显示，内地高管遇到的欺诈案例少于其他国家和地区高管。据当时公布的数据，67%的内地受访企业表示曾遭遇欺诈，美国和欧洲企业的该比例分别为66%和73%。但“少于其他国家和地区”并不算常态——2010年有98%的中国内地企业称当年至少遭遇过一次欺诈案例，超过了2009年位居榜首的巴西；次年同样的调查则显示，有84%的中国企业在过去的12个月内遭遇欺诈；2012年，该比例则降至65%。

　　忽高忽低的数字中，并不能找出太多规律。事实上，由于采样的局限性，这项调查未必能百分百地还原中国企业遭遇欺诈情况的原貌，其准确性和科学性亦尚待评估。但这并不妨碍其引发公众的关注和兴趣。透过数字，存在于企业高管中的“防欺诈忧虑”，也是中国经济发展中尤其值得反观的问题。

　　克罗尔的这番调查显示，87%的内地高管表示容易受到实物资产或股份被盗的影响，比全球62%的平均水平高得多；81%的内地高管担心公司信息被窃，而全球平均水平为51%；约81%的内地高管还担心公司面临腐败和贿赂风险，而全球的平均水平为40%。而在供货商欺骗、知识产权、监管法规等方面，内地高管的“担忧指数”也都超过60%，全球水平则不超过50%。

　　显然，这些被人担忧的方面，恰恰都是构成营商环境的关键元素；对欺诈的担忧，也正是对营商环境的忧虑。

　　也是几天前，世界银行刚刚发布《2016年营商环境报告》。其中显示，中国内地在189个经济体中位列第84位。与克罗尔的调查一样，世行的报告未必百分百地尽善尽美，却依然足够发人深省。在营商环境方面位居世界中游的定位，多少与全球第二大经济体的规模实力不甚相称。而当前期的高速增长趋势减弱，中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面临对内转型升级、对外扩大开放的双重考验时，提升营商环境也就成为提升经济实力的关键法门。

　　营商环境的养成，当然并非一日之功；其存在着这样那样的问题，亦有种种复杂的历史性因素。某种程度上，个别方面的缺陷和漏洞，甚至还为前期快速增长提供了推动力。但无论是站在内部转型升级的立场上，还是站在全球合作竞争的格局下，只有一个拥有充分法治保障、遵守世界通行规则、严格保护正当权益、注重诚信体系建设的营商环境，才可能保证长期持续健康的经济发展。

　　让任何一方拥有疑虑的生意，一定不是一桩好生意。小到一个企业的经营运行，大至一个国家的经济发展，都适用于这个道理。十八届五中全会提出全新的发展理念，其中重要的内涵之一，就是将视线从单纯的经济增长中转移出来，转向更为全面、协调、开放的环境构建，用制度和体系的力量来“呵护”经济的健康向前。这方面可施以的办法有很多，不久前上海刚刚发布了“诚信体系建设十大典型案例”，即传递出通过社会信用体系建设来完善营商环境的明确信号。这当然是可喜的现象，而无论是世行的排名还是克罗尔的调查，有些尴尬的数字背后，其实都对“环境”的改善寄予着厚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