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科董事局主席王石日前在新疆“天山峰会2016”的演讲中表示，万科是个混合所有制企业，但一直都是国有股作为第一大股东，过去是、现在是，将来也会是，并强调不欢迎民营企业成为万科第一大股东。

　　作为混合所有制企业的民营股东之一，王石说出这样的话，确实让人感到震惊，也难以理解。要知道，从80年代初温州率先发展个体私营经济到现在，已经30多年时间。期间，不仅个体私营经济经历了从以个体工商户为主到个体私营经济并存，以私营企业为主体，再到掀起国有企业改革热潮，地方多数国有企业都改制成了股份制企业和民营企业，民营经济已经三分天下有其一，甚至已经超过了国有企业和外资企业。那么，为什么还如此不招人待见，让王石这么排斥民营企业呢？

　　很显然，王石的观点，既是主观意识的反映，也有客观现实的写照，既有主观因素，也有客观因素，既是个体环境的表现，也是整体环境的体现。在中国的现实生活中，民营企业到底居于什么样的地位，有多大的生存空间，社会各个层面对民营企业到底是怎样认识和看待的，都是非常现实而严峻的问题。

　　事实上，虽然王石贵为万科的民营股东，其薪酬等也不需要受到国有企业的种种政策限制，不需要接受来自于政府及其职能部门的强制干预。因此，王石经常能够享受国有企业老总想都不敢想的高年薪，可以购买国有企业老总不允许购买的高档轿车，可以享受各种企业分红。但是，却从未放弃过国有企业老总那种优越感，时常用国企老总甚至比国企老总还要高的身份去参加各种活动、接受各种礼遇、享受各种政治待遇、发表各种高调的观点。毫无疑问，这也是当下中国政商关系的一种表现，一种比一般政商关系更加具有影响力、号召力和生存力的政商关系。

　　曾几何时，当社会上对国有企业口诛笔伐，私有化的观点有一定市场时，王石也曾对国有企业有过这样或那样的批评，且在发展过程中，更多的还是按照民营企业的机制运行，而不是国有企业的运行机制。那么，又为何要对民营企业成为其第一大股东如此反感呢？

　　可以肯定，王石这样说，或者这样做，最根本的原因还是想依靠国企这棵大树。毕竟，王石的产业不同于华为、中信等，并没有什么核心技术，所具有的和需要的，主要还是各种关系，各种能够给他带来巨额利益的合作者。更重要的，一旦国有成了最大股东，其在与地方政府及其相关职能部门打交道过程中，就不需要承受很大的政治压力。譬如土地价格便宜一些、产权转让价格压低一些、给企业的融资成本降低一些、各种费用少收一些、政策口子多开一些等，就都可以因为国有股东是第一大股东而避免产生政治责任、政治影响，就可以非常自然而没有风险地占有更多民营企业所不能占有的利益。

　　不仅如此，随着“一带一路”战略的实施，企业“走出去”的步伐也要加快。在王石的眼里，或者他这么多年来的经验积累，如果是国有企业为最大股东，其在“走出去”过程中，自然也会比纯民营企业或民营为第一大股东的企业享有更多的便利。尤其像万科这样的非制造业企业，靠着国有企业这棵大树，获得的利益一定会比纯民营企业多得多。只要王石不想把企业变成自己一个人的，靠上了国有企业的大树，利益一定会源源不断。

　　尤其值得关注的是，尽管民营经济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已经相当高，其对经济的贡献率也达到了很高的比例。但是，民营经济在国民经济结构中的地位和影响并没有明显提高，重点领域、重点行业仍然为国有经济完全垄断和控制，民营经济要想进入这些领域，如果没有国有伙伴的相伴，是很难进入的。除非企业自身的技术和市场竞争力已经到了令国有企业不敢轻视、国际同行也要让三分的地步，如华为。否则，就不可能有很高的地位。更何况，万科是以“房”为主的企业，根本不可能像华为那样具有“国家意志”，具有国际竞争力优势。那么，依靠和依赖国有企业，远离与自己一样的民营企业，就是最有价值的选择。

　　也许，面对这样的格局，以王石个人的力量，也是无能为力的，只能随波逐流。其在实际操作过程中，也可以按照这样的思路和想法去做。但是，决不要用伤害“同类”的方式，用与身份不相符的语言去刺激民营企业、民营经济。

　　眼下，正在全面启动新一轮国有企业改革，其中，商业类国企将按照市场化要求，引进包括民营资本在内的各种所有制资本。也就是说，在接下来的时间里，民营资本将多了一个可以布局的空间和平台，国有企业也将面临着混合所有制改革的良好机遇。如果王石及其万科都不能容忍民营企业、民营资本，都想国有资本控股或成为第一大股东。那么，国有企业改革还怎么能够放得更开，能够让更多的民营资本进入到目前被国有完全控制的领域呢？显然，这是对正在全面启动的国有企业改革是不利的。

　　我们并不认为，民营资本为最大股东的企业就没有市场竞争力，也不认为民营资本为最大股东的企业不能“走出去”，更不能认为这些企业不能在“一带一路”战略中发挥作用。民营资本能不能控大股，关键要看企业的股权结构，看企业到底用怎样的方式管理，看企业经营者的经营理念和管理思维。如果是一家真正的市场化企业，应当能够容忍各种股东的进入。除非股东本身存在各种各样的问题，否则，决不能用资本的性质来决定和衡量。

　　必须承认，王石抛出这样的观点，除了其个人对国有还有很重的情节之外，更主要的还是企业的底气不足，不敢按照市场化要求对企业进行更加有效的股权结构改造。同时，对个人在企业的地位会不会受到威胁缺少信心。因为，国有资本的进入，对王石等管理者是不会采取“排挤”手段的，他们所需要的是业绩，有业绩什么都好说。就算董事长是国有股东的，真正的经营决策权还是会掌握在王石等管理层手中。相反，民营资本进入以后，一切可能就要推倒重来。即便有承诺，最终也会不兑现。如平安信托介入上海家化以后，就必须对企业的管理模式和手段进行改造和改革，最终导致双方彻底翻脸。所以，王石反对民营资本成为企业第一大股东，更多地还是从自身利益考虑的。

　　中国的企业，何时才能从行政化步入市场化，从家庭制进入公司制，从传统的管理方式转向现代企业制度管理模式，还需要时间的考验和实践的检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