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日前举行的“中国发展高层论坛2016”的“防控金融风险”分论坛上，全国人大财经委副主任吴晓灵表示，国际金融面临的问题是过度运用货币政策，持续的量化宽松和负利率政策对国际金融产生了扰动。她还认为，负利率不仅无助于实体经济，反而有可能增加投资资本套利的行为。

　　自从国际金融危机于8年前爆发以后，各国为了拯救日趋下沉的经济，纷纷采用了货币量化宽松的政策，美国的三次QE（量化宽松）对全球经济产生了深远的影响，目前尽管美国的这一政策周期已经结束，但由于欧洲尚未走出危机的泥潭，因此不仅没有放弃，而且仍在加大量化宽松政策。这种以宽松为主导的货币政策实际上是政府启动印款机来增加自己的货币持有量，而它的一个直接效果是促使货币贬值。由于美元是全球通用货币，各国的外汇储备以美元为主，因此美国加印美元直接导致各国的外汇储备贬值，这等于是美国把危机转嫁到了别国身上，这也正是美国能够较早摆脱危机的一个重要条件。相比之下，由于欧元缺乏美元这样的条件，因此欧洲至今仍无法走出困局。

　　吴晓灵的这番话，虽然说的是国际上的状况，但对我们国内也很有启发性。中国在三十多年的改革开放中，经济增长呈现出高速度，但这种成就在很大程度上是用投资扩大、货币扩张换取来的，社会经济为此付出了不小的代价，尤其是持续的货币宽松，虽然保证了市场有充足的流动性，但也产生了流动性泛滥、通货膨胀隐忧挥之不去的问题，直接推动了住房和食品价格，降低了民生质量。这也决定了这种用扩投资、宽货币的手段来刺激经济增长的路径缺乏有效的可持续性。

　　对于中国来说，这种扩投资、宽货币的手段已经形成了某种路径依赖。正是由于这个原因，在最近两年我国经济增速出现放缓趋势的时候，不断有舆论呼吁央行放宽货币政策。事实上，央行也确实以持续的降准降息来向市场增进流动性，只是与以往不同的是，央行一方面没有改变货币政策以稳健为主的基调，一方面对降准更多的采用了限制措施，如为了支持小微企业，只向地方银行降准，为了保证资金流向实体企业，只向在这方面表现得好的银行降准，央行把这种有限制的降准定义为定向降准。但连续多次的定向降准和降息，实际上已经使货币政策的稳健变得名不副实，正是由于这个缘故，在刚刚结束的全国“两会”上，央行行长周小川已经把我国的货币政策修正为稳健略偏宽松。

　　但是，近两年来这种略偏宽松的货币政策，收到的效果其实很有限。按照央行的要求，通过降准释放出来的资金要流向实体经济部门，但一方面资金的流通渠道还存在梗阻，另一方面也是更重要的方面是，由于市场需求的不足，实体经济部门，特别是一些产能过剩严重的行业，其实并不需要加大信贷支持。正是由于这两方面的原因，我们看到的一个结果是，尽管银行信贷不断创新高，但经济增速并没有加快，PPI指标持续创下新低，而另一方面，房地产市场再度出现恶性炒作现象，一线城市出现量价齐飙的情况，投资资本套利的情况很明显，民生基本物资的价格也在不断的上升之中。通过几次降息，目前我国的一年期基准利率仅为1.5%，但今年2月份我国的CPI指数已经窜升到2.3%，储蓄负利率再度出现，尽管其中有菜价暴涨的季节性因素，但流动性释放过多导致货币流向流通市场的现象需要引起警惕。

　　因此，在我国的经济调控中，货币政策的使用应当谨慎。事实上，由于已经多次降准降息，货币政策继续宽松的空间已经很有限，特别是降息，在负利率已经出现后，其空间基本已经不存在。当然，我国目前出现的负利率是在与物价指数比较之下的负利率，就名义利率来说仍表现为正值，特别是在利率市场化以后，各家银行都在基准利率基础上对存款利率作了上浮，因此储蓄者仍有一定的利息收入。但如果CPI继续上升，基准利率继续下降，两者的“剪刀差”越来越大，最终导致名义利率也出现负值，那对中国经济的运行是极为不利的。

　　中国要保持经济的适度增长，一个重要的前提就是通过改革释放市场活力。中国是个大国，市场内部需求的潜力很大，但过多的政府审批束缚了市场活力。吴晓灵在此次论坛的发言中指出，“现在很多国家在结构性调整方面实质性动作并不多，所以实体经济难以出现良性的发展。”相比之下，中国正在克服困难，通过去产能的努力来推进结构性改革，调整经济供需结构，引导实体经济发展。在这个过程中，如果只是盯着央行，要求其持续提供宽松的货币政策，持续降准降息，而不在改革和促进实体经济上下功夫，不在科技创新上下功夫，不仅难以收到预期的效果，而且可能引发新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