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二十八次集体学习时旗帜鲜明地指出：“要立足我国国情和我国发展实践，揭示新特点新规律，提炼和总结我国经济发展实践的规律性成果，把实践经验上升为系统化的经济学说，不断开拓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新境界。”要实现这个目标，必须从当代中国和当代世界的实践出发，正确认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对西方经济学的超越，从《资本论》中汲取重要理论资源。

　一、西方经济学具有严重缺陷

西方经济学长期占据着主流经济学的地位。作为西方经济学主要基础的新古典主义经济学，在其“科学”的外衣下，掩藏着至少四大缺陷：第一，西方经济学撇开社会关系而将人理解为集合论中的孤立个体，严重违背现实。尽管后来的交易成本理论、信息不对称理论、博弈论等也初步意识到这一点，开始分析人与人之间的局部性关系，但都没有真正分析市场权力关系。

　　第二，西方经济学将所有经济变量作为连续变量并用微积分来表述，产生了严重扭曲。事实上，经济变量都是跃迁式变化的（特别是机器设备等生产资料），《资本论》第二卷正是根据这一变量特征揭示了资本转化的潮汐式特征。而西方经济学将所有经济变量作为连续变量并用微积分来描述，必然在本质上失真。

　　第三，西方经济学的理性经济人的决策前提是有缺陷的。因为经济利益在现实中是高度不确定的，西方经济学将边际利益与成本的确定性作为理性经济人的决策前提，因而在实践中非常不管用。

　　第四，西方经济学以当期供求关系的均衡为中心，与实体经济运行相背离。实体经济的关键是组织扩大再生产，此即《资本论》所描述的资本不断扩张的迭代式非均衡过程。而西方经济学却以当期供求关系的均衡为中心，其目标状态不是扩大再生产，而是当期的所谓“资源优化配置”的均衡态，因此与实体经济运行的本质相背离。

　　这并不是说西方经济学一无是处，而是说其根本缺陷在于：仅仅描述了表层的财富现象与利益现象，没有揭示其深刻的社会关系根源，由此决定了它的肤浅性，沦为马克思所说的“庸俗经济学”。列宁早就一语中的地指出，“凡是资产阶级经济学家看到物与物之间的关系（商品交换商品）的地方，马克思都揭示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列宁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312页）

二、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科学根基、价值观灵魂、方法论武器、理论主轴与社会目标

在实践的基础上，吸收西方经济学的合理成分进行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理论创新，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则、基本观点和基本底线。

　　第一，劳动价值论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科学根基。劳动价值论揭示了配置资源的市场权力的产生根源，从而成为马克思科学地剖析支配社会财富运动的市场权力结构的最根本的根基。财富由各种生产要素共同创造，而市场中配置资源的社会关系力量（市场权力）只能来自于社会分工条件下的社会成员之间相互服务、相互依赖的活劳动：因为只有这种活劳动才可能在生产使用价值的同时，生产出人与人之间的相互生产、相互依赖的社会关系——劳动价值。这种作为社会关系的价值以物质财富为载体，“道成肉身”而成为客观的物质力量，并在市场交换中通过货币符号表现为物质化的市场权力——市场中配置资源的物质力量。各种市场外的社会关系力量（生产资料所有权、政府权力、金融权力、社会舆论权力等等）进入市场，都必然分割由劳动创造的剩余价值，转换成以货币形式表现的市场权力。由此形成支配物质财富、配置生产要素的市场权力结构，其通过货币符号而表现为商品价格体系对商品价值体系的偏离，这种偏离正是深层市场权力结构的表层现象。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揭示了支配物质财富、产生这些价格现象的社会关系根源。

　　第二，“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价值观灵魂。西方经济学不理解商品、货币与资本支配社会资源的神秘“魔力”来自哪里，从而陷入对商品、货币和资本的拜物教，把利润率最大化当作经济学的最高目标，把人与人的一切关系转变为资本增殖机器中的利益关系，由此形成推动资本增殖机器运行的社会意识形态。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揭示了这种神秘“魔力”来源于人民的活劳动，因此必然坚持以人为本、以劳动者为本、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这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价值观灵魂。正如习近平同志所指出的，“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这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根本立场。”

　　第三，唯物辩证法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方法论武器。《资本论》之所以能够揭示支配社会财富的社会关系力量与结构及其运行规律，是因为其自始至终用唯物辩证法分析社会经济现实：从劳动的二重性到商品的二重性，再到资本的二重性，即资本扩张动力及其内在矛盾与自我否定，在“对现存事物的肯定的理解中同时包含对现存事物的否定的理解，即对现存事物的必然灭亡的理解”，从而使马克思主义成为社会革命与社会发展的理论，而不是那种描述世界均衡态的理论。

　　第四，剩余价值规律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理论主轴。作为社会关系的资本投入到生产过程中形成支配整个生产系统的物质权力，其具有正负两个方面的功能。资本权力追求自我扩张与增殖，必然产生推动生产力发展的巨大动力，如《共产党宣言》所说，“资产阶级在它的不到一百年的阶级统治中所创造的生产力，比过去一切世代创造的全部生产力还要多，还要大。”（《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36页）这是资本在历史上的正功能。另一方面，资本增殖过程必然吮吸三种自然力——人的自然力、自然界的自然力和“社会劳动的自然力”（蕴藏于人与人的劳动关系中的物质力量），由此形成日益膨胀的物质化的资本权力，这就是“资本积累”。与此相应形成三个方面的“贫困的积累”：劳动者经济上贫困的积累（资本为了最大化积累而尽可能压低劳动者工资）、生态环境上贫困的积累（一切自然资源与环境被纳入资本积累的轨道而造成资源枯竭与环境污染）、人与人关系上贫困的积累（人与人的一切社会关系被纳入到资本增殖的轨道而使人成为资本的奴隶）。资本积累与贫困积累的两极分化，加上资本无序扩张造成资本之间的激烈冲突，严重阻碍了生产力的发展，最终导致各种危机，如当代的金融危机、经济危机与生态危机。

　　第五，社会主义制度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社会目标。私有资本追求价值增殖必然产生一系列矛盾与危机，必然呼唤能够克服这些矛盾和危机的新制度，这就是社会主义制度。这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整个理论的最终结论。离开这个结论就谈不上马克思主义。

三、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是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继承、发展和创新

马克思主义不仅揭示了市场经济活力的真正原因——资本的动力作用，还揭示了由私有资本通过市场配置资源以实现自身扩张，必然引起重重矛盾与危机，由此展现了市场配置资源过程的内在辩证法。因此，越是搞市场经济，越要以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作为理论指南，否则必将被市场力量裹挟而陷入不能自拔的困境。中国经济之所以能够避免这种困境，正因为我们没有忘记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如习近平同志所指出的那样，“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们党把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基本原理同改革开放新的实践结合起来，不断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形成了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许多重要理论成果”。这些成果正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在当代的传承与发展。

　　首先，“关于社会主义本质的理论”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当代重要成果。按照马克思主义理论，社会主义本来就不是像空想社会主义者所设想的那样按照某种“普世价值”进行理性设计和建构的过程，而是资本主义内在矛盾的必然的历史产物，因此它需要完成下述历史任务：一方面要“把资本主义制度所创造的一切积极成果”（《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575页）吸收到社会主义社会中，这就要不断“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另一方面则要在这个过程中逐步建立能够克服资本主义危机的社会主义制度，实现社会主义的价值目标，因此要“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所以，“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这是在现实的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继承与发展。

　　与此相应，“关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经济制度的理论”也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重要理论成果。社会主义是一个继承与发展社会主义生产力，不断克服资本主义矛盾与危机的长期历史过程，这个过程必须在社会主义力量为主导下引入资本才能进行。《资本论》既揭示了资本的巨大动力作用，也揭示了它所产生的巨大矛盾与危机。因此，在社会主义制度框架基本确立、公有制生产关系取得主体地位之后，生产力落后的社会主义国家的首要任务是解放与发展生产力，充分利用资本的巨大动力作用，还要引进国际先进生产力和先进管理方式，吸收“资本主义制度所创造的一切积极成果”。同时必须充分发展本国的民营资本，鼓励大众创业、万众创新，释放社会资本的动力作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经济制度，要求“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另一方面，为了克服私有资本扩张带来的危机，必须由代表社会主义国家总体利益的公有制经济作为整个国民经济的“压舱石”，同时以国有资本作为市场决定资源配置的过程中的“领头雁”，给全社会资本扩张创造稳定的低成本的运行环境，稳定国内市场，带领整个民族资本进入国际市场。只要政权掌握在信仰马克思主义、代表人民根本利益的共产党的手里，只要坚持公有制为主体和国有企业为主导，只要在意识形态领域中马克思主义占据指导地位，那么，我们就可以把引进资本作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发展社会生产力和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必要条件与必经之路。

　　我们党在十八大以来提出的一系列理论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在新时期的创新发展。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必须引进和发展各种所有制形式的资本，国有企业本身也要实现资本化以更好发挥其主导作用，因而需要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上的决定作用，如此才能建立充满活力的经济。而资本扩张过程所产生的种种矛盾与危机，则要求更好发挥政府作用，以实现“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发展理念，促进社会公平正义，逐步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正是资本的正负两个方面的功能，使我国经济经过一个阶段的高速发展之后，必然要进入新常态，这种新常态实质上要求我们用社会主义力量来克服资本扩张带来的消极后果，从而在克服危机的过程中深化经济体制改革，建立起新的社会主义的生产关系体系，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同时要求我们用好国际国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分析资本主义经济体系的内在矛盾，分析这种矛盾在国际关系上的表现，清醒地看到由垄断资本主导的全球化进程乃是发达国家通过生产国际经济空间以缓解其自身矛盾与危机的基本手段。这种冲突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因此，要发展更高层次的开放型经济，积极参与全球经济治理，同时坚决维护我国发展利益，积极防范各种风险，确保国家经济安全。

　　综上，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的是支配社会经济的市场权力体系，是分析当代资本主义经济体系最深刻的理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是其在当代中国社会主义实践条件下的继承与发展，已经开辟并正在继续开拓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新境界。

　　（作者：上海市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研究中心研究员、上海财经大学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