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前，国务院印发《降低实体经济企业成本工作方案》，对今后一个时期开展降低实体经济企业成本工作作出全面部署。《方案》明确，要经过1年至2年的努力，降低实体经济企业成本工作取得初步成效，3年左右使实体经济企业综合成本合理下降，盈利能力较为明显增强。

增强实体经济的吸引力 让更多资本进入

用3年左右的时间，不仅要让实体经济企业的综合成本合理下降，而且要让企业的盈利能力较为明显增强，这既是两个层面的问题，又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因为，降低企业综合成本，能够给企业带来最直接的经济效益。同时，降低企业综合成本，对企业来说，所产生的效益，又绝不只是成本所反映的那么简单。一旦降成本工作做得好，企业的竞争力增强，市场份额就会扩大，盈利能力就能增强，研发实力也会增强，综合实力也即提升。更重要的，还能吸引更多的社会资本进入到实体经济领域。

　　众所周知，自房地产市场放开以来，特别是全球金融危机爆发以来，资本撤离实体经济的矛盾就不断加剧。除了房地产市场暴利横行，资本在利益驱动下撤离实体经济，以及市场出现供大于求的矛盾，竞争更加激烈之外，最根本的原因，还是实体经济的负担加重、成本上升，导致实体企业的盈利能力不断下降。

　　要知道，如果实体经济仍然有足够的吸引力，投资者仍然能够在实体经济领域获得满意的回报，绝大多数投资者是不会离开实体经济领域的，是会牢牢把握实体经济的投资机会的。所以，如何增强实体经济的吸引力，让投资者进入实体经济领域也能赚到钱，也能获得满意的回报，就成了能否振兴实体经济的关键。

　　必须注意，在尚不能有效改变市场供需状况、以需求改善企业经营条件的情况下，降低企业综合成本，应当是最为主动、最为有效、最为积极的一种手段。因为，目前所需要的，不仅仅是企业如何尽快改变盈利能力不强的局面，更需要的是让更多投资、更多资本进入到实体经济领域，让实体经济不再被边缘化。也就是说，降低成本对实体经济来说，不只是加减效应，更是乘除效应，是能够起到事半功倍的效果的。自然，降低企业综合成本的力度就不能小，步伐就不能慢。小和慢，都很难起到降成本作用，也很难起到提高实体经济吸引力的效果。

　先易后难、先近后远 一步一个脚印降成本

很显然，中央提出用3年左右的时间，让实体经济企业综合成本合理下降，盈利能力较为明显增强，是充分认识到这个问题的重要性和必须性的，是希望用这样的目标和要求，真正把实体经济的成本降下去的，关键就看如何落实了。

　　从方案的制订来看，目标是非常明确的，时间是3年左右，项目主要包括税费负担、融资成本、制度性交易成本、能源成本、物流成本降低，人工成本等，措施则涵盖完善证券交易所市场股权融资功能、规范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新三板）发展、规范发展区域性股权市场（“四板”）和私募股权投资基金等。尤其需要注意的是，方案还特别提到支持有发展潜力的实体经济企业之间实行债权转股权。

　　应当说，这些项目，都是企业在运行过程中，影响盈利能力的重要方面，也是运行成本居高不下的主要原因。如何才能将过高的成本降下来，不仅对企业尽快走出困境十分重要，对资本重回实体经济领域也十分关键。一旦企业的运行状况好了，投资者投资实体经济的热情增强，那么，实体经济振兴也就没有任何问题了。

　　由于影响企业成本的因素很多，即便是方案列举的这些项目，也已经覆盖面很广。要想一下子全面抓出成效，抓出各方满意的效果来，难度也相当大。因此，必须先易后难、先近后远，一步一个脚印地把降低企业成本工作抓到实处，让企业和投资者先看到希望，而不是胡子眉毛一把抓，最后什么也没有抓好。

让降低企业成本 步入法治轨道、市场轨道、有序轨道

首先应当抓容易见效的，让企业先感受政府的诚意。就眼前而言，可重点侧重三个方面：一是减税。在宏观经济政策上，减税比放水更重要，已经基本形成共识。如何减税，重点应当围绕创业创新进行，特别是创新，应当给予最大力度的税收支持，鼓励企业和个人创新，鼓励企业进行技术改造和发明创造，鼓励企业加大研发投入；二是降费。眼下，可先从物流成本入手，把过桥过路费的标准降下来。同时，进一步取消和降低行政事业性收费标准；三是大力清理银行融资收费，取消法定利率之外的所有收费，包括各种咨询服务费、顾问费以及搭售理财产品、贷款保证金等，切实降低企业融资成本。此项工作，应当在一年内就产生明显效果，就应当让企业有切身感受。

　　然后抓能够制度规范的，约束伸向企业的利益“黑手”。目前，企业的各种成本中，制度性交易成本、借制度收取的费用、利用制度乱设的收费项目依然很多。如何规范，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就制度交易成本而言，最重要的是通过规范交易行为，取消权力寻租，是最重要也是最紧迫的。所以，必须对现行的交易制度进行一次全方位的清理与规范，对各种交易行为进行科学的评估和分析，哪些应当保留，哪些应当取消，哪些应当规范，都需要提出具体的目标和要求。毕竟，制度交易成本带给企业的，不只是负担，还有效率。更多情况下，制度交易对企业运行效率的影响可能比负担还要严重，伤害还要大。所以，必须在最长两年时间内，在如何规范制度交易行为、降低制度交易成本方面有明显成效。如有可能，在债转股方面，可以进行一些尝试。

　　最后抓需要改革推动的，让企业成本在竞争中有序下降。如果说前两种手段主要是治标的话，后一种手段则侧重于治本。因为，就企业成本的构成来看，相当一部分成本是体制造成的。譬如税费负担偏重，又如融资成本过高，再如物流与能源成本偏重等。如果不加大改革力度，不从源头上找问题、找出路，是很难把企业成本真正降下来的。在这样的情况下，只有全力推动改革，把体制和机制的矛盾解决好，降低企业成本就会步入到法治轨道、市场轨道、有序轨道。以融资成本为例，通过改革，让更多的民营资本进入到金融领域，让更多的企业通过资本市场融资等，就能够有效降低企业的融资成本。再如物流成本，如果政府不把公共设施的建设权死死抓在手上，并无限地扩大建设成本，过路过桥费往后会低得多。又如能源成本，则主要源于垄断，源于没有竞争，一旦有竞争，能源成本就会大幅下降。以上都充分说明，只要加快改革，很多问题就能得到圆满解决。

　　当然，降低实体经济企业的成本问题，是一个十分复杂的系统问题，而实体企业的成本高低，则不仅关系到企业的运行效率、盈利能力，更关系到投资者对实体经济的关注程度。多年来，社会资本、特别是民营资本没有出路的呼声一直很高，但是，实体经济被资本抛弃的问题又很严重，如何把社会资本请回来，就看降成本方面能不能抓出成效来了。降成本做得好，社会资本的回归就快，反之，就很难回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