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月6日起，成都市交管局针对行人、非机动车交通违法推出抄告制度。除接受交警教育外,违法行为还将被抄告单位或其社区。闯红灯、违法载人、横穿马路都属于可以抄告的范围。一定时间内若一个单位或一个社区内员工或居民的违法数量过多，交管部门将约谈相关安全负责人。（9月7日《成都商报》）

　　就当下而言，“中国式过马路”是一道苍凉的现实表情，背后的不文明印记显而易见。对于这样的庸常之恶，各地想方设法进行引导、纠正、惩戒，都是可以的。置于现实的语境下，各地的确是“八仙过海各显神通”，而在成都这，从2009年开始，就开始推出“市民交通违法抄告制”，而如今再次重提，其对“中国式过马路”进行纠正的决心显而易见。那么，这“抄告制度”是否可行，是否一用就灵呢？

　　从现实的角度来审视，“交通违法抄告制度”应该是很有震慑力的。单位也好，社区也罢，基本上是一个人最熟悉、最经常活动的“圈子”，自己闯红灯、违法载人、横穿马路等丑陋行径，自然是不希望“圈子”里面的人知道的，若不幸被这里面的人知道，倘若还有廉耻之心，多多少少会有些尴尬。从这个角度来说，“交通违法抄告制度”的震慑力与警示价值应该是存在的，也会让一些人有所收敛。

　　不过，任何的执法，都应该用合法的方式来推行。就“交通违法抄告制度”而言，其是否合法，仍然值得审视。一方面，尽管我国的道路交通法对行人、非机动车的违法行为进行了严格的规定，但并未有“抄告制度”的相应条款，对于政府部门执法而言，理应是“法无授权不可为”，这样的底线应该呵护好；另一方面，则是“交通违法抄告制度”所针对的，是公众一些比较普遍的违法行为，由于人力的关系，难免存在选择性执法的嫌疑，也必然会引发质疑。

　　而除此之外，这背后仍然有许多的问题待解。比如在网上，很多人就表示，“交通违法抄告制度”是好，但我的隐私权去哪儿了？这背后关于隐私权的博弈以及是否需要让渡，仍然需要法律更加细致的规定，不然，侵害隐私权的嫌疑是无法洗脱的。而除此之外，单位以及社区，并没有职责管理个人的交通违法行为，约谈相关安全负责人，似乎并没有厘清这背后的职责划分。当这背后的分工变得模糊，甚至变得凌乱，其现实的执行效果必然会大打折扣。

　　不可否认，“交通违法抄告制度”有很好的“结果正义”，而这样的结果，不仅是公众的期待，也是法治社会的必然。但是，推行这样的结果正义，同样需要用“合理合法”的方式，即程序正义不可忽略。从这个角度来说，即便要推行“交通违法抄告制度”，要让公众让渡隐私权，也应先在法律的基础上加以明确，而不能越过法律来推行这样的执法方式。简而言之，别让结果正义遮蔽程序正义，应是执法工作者最起码的底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