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严格控制人口规模”的表述，首次出现在中共北京市委全会的决议中。这是北京以发展理念转变引领发展方式转变、推动发展质量和效益提升的一个新动向。北京市委书记郭金龙说，“北京发展最突出的问题是人多”。人口无序过快增长，是北京“大城市病”的重要原因，严重影响了首都核心功能的发挥。（11月26日新华网）

　　2014年常住人口2151.6万的北京，提出了人口2300万的“天花板”目标，这意味着留给外地人进北京的指标“已经不多了”，或者说，“北京欢迎你”已经成为过去式。众所周知，在城市化进程中，北上广等大城市急剧膨胀，出现了交通堵塞、环境污染、住房拥挤、人口过多等问题，被称之为“大城市病”。其中，最突出的表现就是“人多”——因为“人多”，所以交通拥堵，所以污染严重，所以房价高企……

　　为此，中国人民大学教授张惟英曾建议北京实行“人口准入制”，清华大学教授文国玮则建议，“外来人口想要取得北京户口，可以考虑进行考试审核”。人口准入制也好，考试审核制也罢，说白了都是要“参照国际经验”将大城市搞成需要签证准入的“国中之国”。可是，在自己的国家里自由迁徙，是宪法赋予每个公民的自由权利，诸如“工作许可制度”只能对外国人适用，而不应该包括自己的同胞。

　　更何况，如果“大城市病”确实是种病，“人多”充其量只是病状，而不会是病因；将药方开在治“人多”上，实属头痛医头脚痛医脚。一个简单的道理是，人总是跟着资源走的。一个地方之所以人特别多，可能是因为工作机会多，比如前些年的东莞；也可能是因为公共资源多、公共服务好——我相信，那么多人选择北京，绝不是因为喜欢那里的雾霾和沙尘暴，而是因为他们觉得个人发展的机会在那里，因为全国最好的资源都聚集在那里。

　　因为资源过度聚集，因为地域发展失衡，因为公共福利悬殊，所以“人往高处走”，这是必然的规律，也是“大城市病”的根源所在。目前，中国城镇化率已经达到55%，虽然已经从“农村社会”迈向“城市社会，但城市化进程依然需要加速推进，要问这些“新市民”最想去哪里，恐怕还是北上广等超大城市。要解决这个问题，光靠设置各种进入门槛去“堵”肯定不行，必须从“单中心，摊大饼”的资源过度集中发展模式上改起。

　　通过分流城市资源来分流城市人口，这应该是最基本的思路。具体的做法，可以是东京、首尔等大城市普遍采用的“城市副中心”模式，将行政资源、教育资源、医疗资源以及国企单位等，向周边的卫星城和城市群转移，通过资源外迁、资源共享、分工协作实现多中心组团式发展。当然，解决资源分配不均衡、区域发展不均衡的问题，更需要全国一盘棋通盘做考虑。其实，国人是最讲故土观念、最为安土重迁的，涌向大城市不是非此不可，无非“为稻粱谋”。

　　“大城市病”应该对资源过度集中的大城市独吃模式形成倒逼，而不是高筑人口准入门槛；“以业控人、以房管人、以证管人”说到底都是治标，要解决“大城市病”，要鼓励“逃离北上广”，关键还得公共资源分流，还得公共福利补齐。（舒圣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