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闭幕的中共北京市委十一届八次全会表决通过了关于制定北京市“十三五”规划的建议。 这其中，“严格控制人口规模”的表述首次出现在中共北京市委全会的决议中，引发了社会的广泛关注。该建议提出，北京人口要实现到 2020 年比 2014 年下降 15% 左右的目标，必须坚持 " 疏 "、" 堵 " 并重，要重视综合运用经济、法律、行政等手段，提高以业控人、以房管人、以证管人的水平，强化人口调控工作责任制，尽早实现人口由增到减的拐点，确保实现人口调控目标要求。

　　纵观历次北京市对于人口控制的表述，此次可谓是目标明确，措施有力。但要想达到预期的效果，恐怕还需从具体的国情市情出发，努力走出一条有特色的、成本低而成效高的路子来。不过，从过去的经验来看，尽管严格控制人口规模的口号早就喊了出来，调控措施从收紧户籍管理，到限购汽车房产等等，但总体而言实效并不显著，甚至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是陷入了“越控人越多”的尴尬境地。据统计，2000-2004年北京常住人口和常住流动人口的年均增速分别为2.4%和6.9%，而2005-2013年两者增速分别升至4.1%和10.6%。从人口规模看，2000年-2013年间，北京常住人口年均增长57.8万，相当于每年新增一个国内县级市的人口规模，超过了日本东京都1949年以来人口年增量的峰值53.3万。

　　之所以会出现这种情况，一个根本的原因就在于特大城市的聚集效应远远大于扩散效应。按照法国区域经济学家佩鲁提出的“增长极”理论，在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不是均衡地发生在地理空间之中，而是其中某个中心城市会形成对外部经济效益的吸引和扩散作用，从而形成所谓的“增长极”。“增长极”对周围地区发展的推动主要取决于“聚集效应”和“扩散效应”两种力量的对比。一般来讲，在经济发展的初期，“聚集效应”要大于“扩散效应”；当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之后，“扩散效应”则会大于“聚集效应”。

　　但现实情况却是，尽管北京的发展程度有了很大的提高，人均GDP由2010年的10910美元提高至2014年的16278美元，但周边地区期盼已久的“扩散效应”却迟迟未能发挥出来。目前，北京周边仍环绕着河北省的25个国家级贫困县，超过200万的贫困人口。这使得北京与周边地区的“洼地”相比，就像“鹤立鸡群”一般突出。与全国其他地区相比，北京上海等特大城市的发达程度也要高出不少。

　　从落后地区流向发达地区是人口流动的基本规律。在当前地区差异仍较为显著的情况下，大量的京外人员涌入北京寻找更好的发展机会，并不违反人们的理性选择和客观规律。因此，要控制北京的人口规模，疏解部分人员到京外去，除了上述提出的以业控人、以房管人、以证管人等这种“内向型”政策外，应将更多的目光投向北京市外的区域及产业发展。事实上，如果没有其他地区的共同发展，仅靠北京市的自我限制，凭一个城市的一己之力，将难以达到政策预期的效果。这就要求国家应从宏观角度出发，统筹规划，多方配合。这主要包括：

　　一方面要努力实现地区的均衡发展，尽快缩小地区之间的发展差距。目前，我国已经开始从过去的东部地区率先改革开放，逐步过渡到全面实施西部大开发、中部崛起、东北振兴等全方位的发展战略。这些战略的执行和落实将使中国从过去强调“一部分地区先富起来”的非均衡发展战略向各地区共同发展的均衡发展战略转变。目前应进一步加大对中西部地区的支持力度，同时加快以人为中心的新型城镇化的步伐。只有全体人民能够走上共同富裕的道路，才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根本目的和基本含义所在。这对于化解北京上海等这些特大城市的人口压力，具有重大的、根本性的战略意义。

　　另一方面要改变片面依靠政府行政手段调控的政策措施，重视市场在调节和引导人口流动方面的决定性作用。从过去的经验来看，政府干预过多、行政强制手段为主的人口调控方式并不成功。比如北京过去为了控制人口，早就采取过搬迁企业、控制户口、限房限车等多种措施，但总体收效甚微。如果能够运用市场的手段，在政府政策的引导下，在大城市周边加大投资力度，形成功能互补的卫星城或城市群，那么中心城市的人口压力就会大大减轻，而中心城市在城市群中的龙头地位将更为稳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