探究犯罪行为中的社会因素，有利于预防犯罪、减少犯罪。

　　银川301公交车纵火案发生后，人们有没想过，在现场灭火、救治伤员、抓捕纵火者等一系列应急措施完成后，最重要的问题是什么？纵火者被抓获归案后，弄清楚犯罪嫌疑人的纵火动机是当务之急，这是警方调查的重点，不可能回避这个问题。犯罪事件、突发事件的报道看多了，连非专业人士都知道这个常识了。把纵火动机弄清楚，对无辜受害的死者是一个交代，俗话说死也要死得明白。更重要的是，避免此类惨剧的再次发生，也需要搞清楚纵火动机。这可以为社会管理者提供社情民情，为相关政策的执行、改善等提供依据，为相关研究提供基础信息，犯罪心理学、犯罪社会学研究都需要这类信息，至少有参考价值，至少可以作为进一步调查的线索。在这一点上，媒体采访与警方调查的目的是一致的。

　　但是，警方调查犯罪动机没有人会质疑，而媒体调查采访犯罪嫌疑人的动机，则往往会受到质疑和指责。历次这类恶性事件发生后，媒体都要调查报道作案者的过往遭遇的经历，都屡屡遭到一些人质疑：是不是为作案者说情、同情他们？这次银川301公交车纵火案发生后也不例外。但这里面的原因比较复杂，不那么单一。

　　原因之一，是有的调查不够深入全面，调查后的报道没有呈现事件的复杂性，报道有片面性，有偏向。从一些读者对媒体报道的反应来看，还有一个现象值得注意。纵火、凶杀等极端事件的犯罪嫌疑人受审时，往往把他过往遭遇的经历作为犯罪的理由，这是无法为社会接受的。如果“理由”成立，就变成“犯罪有理”了，这就突破了道德和法律的底线，造成认识上的混乱，容易导致或诱发更多的犯罪行为，这是需要警惕和防范的。

　　人们被犯罪嫌疑人的狡辩所激怒，容易把犯罪嫌疑人提出的“犯罪理由”与“犯罪原因”混淆在一起，不加区分。群情激愤之下，探讨犯罪原因容易被认为是替犯罪行为开脱。其实“犯罪理由”这个概念是不能成立的。只要是违法犯罪，就不存在理由，有理由的行为，就不是犯罪。在具体案件中，某个理由是否成立，是否可以作为某个行为的理由来使用，审判权在法官，辩护权在被告和律师。由于被犯罪嫌疑人当作“犯罪理由”来使用的东西，客观上又确实与犯罪行为存在关联，是犯罪原因之一。需要强调：“原因”不等于“理由”。因果关系是一种客观存在，任何一个结果都是有原因的，任何原因在一定条件下会产生结果，这是不以主观意志而改变的，不管你承认不承认，这种因果关系普遍存在于自然界和社会领域，同样存在于犯罪活动中。犯罪是一种社会行为，对其不作社会分析是不可想象的。

　　探究犯罪行为中的社会因素，有利于预防犯罪、减少犯罪；制裁犯罪，是通过惩戒减少犯罪。但惩戒在事后，惨剧已经发生，代价无法挽回，所以我们应该尽可能追求事先预防的效果。为达此目的，对个案的调查和分析必不可少。

　　人们的另一个比较强烈的质疑是“同情罪犯”。有些犯罪嫌疑人曾经遭受过挫折，甚至某些不公，利益和精神受损伤较大。同情他的某些遭遇，不等于同情犯罪；如果认同犯罪嫌疑人把这些经历当作犯罪理由，才是同情犯罪。在司法实践中，犯罪嫌疑人的过往经历中与犯罪行为有关的部分，是否在量刑时被考虑进去，考虑到什么程度，都是有先例的，法官会根据有关法律裁量、判决。探讨犯罪嫌疑人过往经历对案件发生所起的作用，目的也是为了减少和预防同类案件的发生。

　　人们对探讨犯罪原因的质疑，其实是担心：会不会量刑偏轻，便宜了犯罪分子？要确保量刑、判决合理、公平、公正，最有效的途径是社会监督，而不是放弃对案件的调查和报道。恰恰相反，调查和报道也是一种社会监督，它为公众的监督提供信息和依据。当然，媒体的调查和报道同样要接受社会监督，要力求调查和报道的质量。从这个意义上说，人们对媒体报道提出质疑和担心，也是对媒体的提醒和预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