连日来，关于“份子钱”的奇葩故事在网上层出不穷，引起了锡城年轻人关于份子钱的讨论：份子钱是否应该出，该怎么出，出多少，都是让不少年轻人头疼的事。而在刚过去的元旦小长假里，家住河埒口的“85后”青年小李就遭遇了一个关于份子钱的奇葩经历（据1月8日《扬子晚报》）。

　　青年小李的份子钱之所以称之为“奇葩”，就在于在他大学同学好友结婚的时候，小李囊中羞涩，在无力给好同学结婚送上一份礼金时，居然在红包中给好同学打了一张欠条，岂料四年后在自己结婚的时候，好同学如法炮制，让这张欠条又重新回到自己的手中，尽管两人最终“相逢一笑泯恩仇”，但可以想象，如果小李在打过欠条后的四年中，及时将这张欠条兑现，最后小李收到的注定是比曾经付出的更大红包。大家都对结婚“随份子”送红包颇有微词，甚至谴责其为“红色炸弹”，但在笔者看来，结婚随份子虽然有诸多不是，显然也不是那么一无是处，在我们这个人情大国，有着几千年传统历史文化的民族中，结婚随礼送红包，远没有一些人所想象的那么势力和“龌龊”。

　　结婚随礼自古有之，中国人向来信奉和追求吉祥如意，尤其是对亲朋古旧和晚辈结婚这样的喜庆事，更希望通过自身的参与和介入从中沾染些喜气，能给自己的未来带来好运，古时凡间百姓不仅会随“份子钱”，甚至还会将家中平时舍不得吃用的细粮、存酒或家禽等作为贺礼一并奉上，这样既能到新人家中开怀畅饮美餐一顿，又不会给对方增加负担，还能通过这种婚礼聚会加深故交结识新交。结婚随礼自古以来就是维系和加深亲朋古旧之间感情的一项最重要形式。其中包含着极其丰富的民俗文化，特别是其中所包含的“互助”和“共享”对于今天的社会和很多家庭仍具有非常积极的现实意义。

　　实际上，结婚随礼与社会经济发展始终保持同步，“份子钱”的数额也是社会普遍物质生活水平的一杆精准标尺，他并不是单纯的“礼尚往来”，除了表达一种感情之外，更有其“互助提升”的积极一面，虽不具有强制性，却因为其中包含着更多道德和民俗成分，既让人不忍拒绝，又能让人感到愧疚，尽管现实社会价值观念多元，道德领域呈现前所未有的“滑坡”，对结婚随份子也多有诟病，但事实上既很少有人能够拒绝，更极少有人能够率先“从我做起”，每个人在经历结婚、生子、乔迁这样的人生大喜时，都希望有更多人来分享自己的喜悦与快乐，但对于人数众多的把酒聚餐，却也是一笔不小的负担，而份子钱的“互助”功能在这个时候就充分体现出来，他不但解决了聚餐等费用支出问题，更能从结余中感受他人的友情和温暖，在以后他人经历这样的喜事时，根据曾经礼金的多少适当增加，既是对友情的珍重，也可以看着是感情的增厚，这样的“份子钱”又有什么可值得诟病的呢？

　　笔者向来不赞成把结婚这种送红包片面称之为“随份子”或“份子钱”，既没有人要求“随份子”更没有强求的“份子钱”，这样的“份子”概念既是对友情和友谊的亵渎，也是对自己和他人的不尊重，更不能诠释红包蕴藏的丰富文化内涵。而礼随人到是对新婚夫妇和其家庭的最基本尊重和常识，任何“随份子”心态或通过他人带礼金甚至网络转账的方式，只是把这种体现情感的红包完全物质化，作为一种“交易”来看待。红包之所以被冠以国人喜爱的红色，正是因为其中包含的不仅仅是金钱，更是一种对美好生活的祝福和快乐的分享。把结婚贺礼红包简单称之为“份子钱”或“随份子”，恰恰折射出情感价值观的扭曲，因此，对于结婚贺礼红包既不应抱有任何偏见、陈见，更要有正常的理性心态，不为红包所累，不为红包所难，量力而行。红包无大小，情真最关键，无论什么时候，金钱都不是衡量人世间感情和友谊的唯一标尺，因为古人早就说过：千里送鹅毛，礼轻情意重。（朱永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