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新探控烟机构发布了2015中国控烟观察民间视角报告。报告显示：2012年国家八部委制定出台的《烟草控制规划（2012-2015）》实施三年来，对比规划要求的控烟目标，至今仍有多项指标未达标。其中，15岁以上成人吸烟率并未从2010年的28.1%下降到25%以下，仍超过了27%，吸烟者已达到3.16亿。吸烟者中有39.6%的人有戒烟意愿，这一比例远低于控烟先进国家，而成功戒烟的比例仅有14.4%.最近五年中，我国烟民反而增加了1330万。（1月27日中国新闻网）

　　成人吸烟率仍居于高位，烟民数量不降反增，戒烟成功率更不容乐观，控烟规划总体落空，究竟是三年前乐观估计，还是禁烟难题无解？

　　或许，很多人对这个控烟三年规划并不熟悉，但对近年来不少地方的“最严禁烟令”却再熟悉不过，尤其是去年6月北京实施的《禁烟条例》更是引发了各界的关注。再回顾这几年，控烟立法工作不断取得新突破，国务院法制办就卫生计生委起草的《公共场所控制吸烟条例（送审稿）》向社会公开征求了意见。地方立法方面，除北京外，不少地方都相继出台了控制吸烟地方性法规，可以说，公共场所禁止吸烟起码从制度设计层面上已成为新的社会行为规范，加之禁烟从来不缺乏社会基础，施行一个个“最严禁烟令”的预期效果即使不像相信中地那般美好，但在当初效果设想中肯定不会是“不降反增”的结局。

　　就“控烟规划”与“禁烟条例”的关系而言，条例是为实现规划确定的控烟目标而制定的。规划目标落空，说明那些被称之为“最严”的禁烟令并没有实现制度设计的初衷和达到预期的控烟效果。随着“最严禁烟令”的实施，社会对控烟新成效充满了期待，而今，却迎来了“控烟三年烟民不降反增”的结果，这无异于一瓢冷水泼了下来。但在笔者看来，这也更是一个警示：单纯靠罚靠惩的禁令无法熄灭“瘾君子们”那蠢蠢欲动的烟火。

　　从过往的公开报告来看，不难发现随着时间的推移，各地的“最严禁烟令”渐渐失去了最初的威严，室内及公共场所吸烟又有“复燃”趋势，“禁止吸烟”标识频频遭遇熟视无睹，甚至有一些肩负控烟职责的管理人员自己也在抽烟。“严令”失威，是烟民对禁令有了免疫力，还是禁令成为了摆设？结果不言自明。

　　破解控烟难题，必须要营造“强制性”的氛围，制度执行必须走在前。对烟民而言，要改掉长期形成的习惯及烟瘾并非一朝一夕之事，何况那些铺天盖地的“吸烟有害健康”“吸烟就是浪费生命”“吸烟不利于下一代”之类的宣传语对戒烟都可能起不到警示作用，更别轻易谈自律自觉了。既然有了“最严”制度，不折不扣地执行是对执法部门的基本要求。再从条例制定的初衷来看，各地制定的对公共场所吸烟者处于200元、500元罚款的目的，就是要让吸烟者们算一算吸烟的成本，吞云吐雾之间却要付出数十倍、百倍于一根烟草的代价，只有随时随地的执法和监督，让烟民每抽必遭罚，同时，公共场所吸烟既然作为违法行为，对那些屡教不改、屡罚不改者是否可以考虑记入违法记录，这样才能让烟民在有吸烟冲动时不敢抽、抽不起。

　　当然，强扭的瓜不甜，硬约束也必须要配之于软约束才能发挥最佳效果。正如有烟民所指出的那样，在家禁烟《条例》不如宝宝管用。有时，家庭成员的一句关怀，单位领导与同事一句教育，陌生人的一句提醒，就能让烟民即使熄灭手中缭绕的烟火。只要提醒多一些真诚，教育多一些善意，我相信，婉转的言语还是具有暖化人心的力量。此外，每个人都有可能是烟草的受害者，从这个角度而言，每个人都有监督的义务，只有大家都不做沉默者，熟视无睹的吸烟行为就不可能如此招摇过市。

　　同时，多少年以来，烟草和人情关系紧密的联系在了一起：见面寒暄递根烟能拉近彼此关系；过年过节拜访领导亲戚送条烟显得近乎；求人办事塞条烟比磨破嘴皮子强多了，这些现象发展成为了一种心照不宣的“烟文化”。甚至，烟草还是一些地方经济发展的主导产业或重要支撑。在全社会都在谈“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当下，最大限度削弱“烟文化”“烟产业”对健康生活的影响，也需要推进供给侧的改革，需要转变发展观念和经济结构，降低发展对烟草的依赖。

　　我相信，严厉的执法、人性的温暖、自觉的力量加之更加注重以人为本的发展理念，定能共同搭建起一个无烟的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