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说贵州凤冈县红头文件管理民间操办酒席之风是一出剧目的上半场，那么，近日同是贵州的毕节织金县50名干部制止村民办酒席被打就是剧目的下半场。某种程度上来说，干部劝办酒席反遭打顺应了舆论的想象，甚至比舆论想象来得更快、更猛烈，在舆论看来，这无疑是对公权力伸错手、越界限的最好印证。站在权力规训的角度来讲，我是赞同政府出台红头文件禁止民间操办酒席属于权力越界的说法的。

　　近日，有报道说杭州小伙“父母不肯给20万彩礼，小伙爬上高楼以死相逼”（2月2日《钱江晚报》）。当然，小伙父母报案的依据仅仅只是其子发过来的一段视频，事件的真实性本身该打一个问号。不过，彩礼之痛已经是社会的一大病症这是不争的事实。2013年一张“全国聘礼地图”曾经走红，引起了人们的激烈讨论，彩礼之风窥一斑可见全貌。如今时间又过去了2年多，即使各地彩礼没有水涨船高，彩礼之风也显然没有什么根本性好转。今年1月有人通过对河南南阳淅川县多个村庄“天价”彩礼现象进行调查后发现：目前在部分农村婚嫁成本费起步价平均达30万元，盖新房或买楼房并管装修、家电一应俱全、“三金一冒烟（摩托车）”基本成为婚礼“标配”，汽车成为婚礼“高配”，这让多少农村家庭“望婚兴叹”“有心无力”。

　　在传统的社会里，彩礼与酒席，对于婚姻来说都很重要，是婚姻关系得以确定的两个重要民间标准。不给彩礼，女方父母极有可能不会将女儿嫁给男方，不办酒席，婚姻关系也难以得到传统熟人社会的认可。

　　倘若操办酒席公权力该管，彩礼乱象是不是也应该管呢？

　　大操大办酒席之风，虽说也有攀比之风，会让礼金越来越高，但它毕竟和人情社会、风俗礼仪联系在一起，是建立在礼尚往来的人情基础之上的。而彩礼之风愈演愈烈情况就会遭得多，对于一个普通家庭而言，几万、几十万的彩礼之痛不仅斩断了多少本来应该非常美丽的乡村爱情，甚至成为了压垮部分家庭的“最后一根稻草”，让一个家庭重新返贫，这种痛显然不是操办酒席之痛所能比肩的。

　　按照诸如凤冈等地政府的逻辑，既然伸手管了民间操办酒席，那么，是不是也该顺手治一治彩礼不能承受之重呢？因为，高额的彩礼有可能会让一些好不容易扶起来的贫困家庭致贫返贫，从而让政府扶贫的努力可能化成了泡影，按理说，这让公权力更有管理的理由了，而且，彩礼乱象似乎还可以和违反婚姻法扯上关系。倘若如此，舆论的支持声也肯定会高过管酒席之风。但是，公权力肯定不愿意趟这趟浑水，它自然明白彩礼是“你情我愿”的，或者说是“一个愿打一个愿挨”的，也只是在结为连理的双方家庭中私自进行着，加之打击彩礼之风极有可能破坏一桩婚姻，从而有引发新的社会问题的可能，这样就会得不偿失。但是管民间操办酒席之风则不同，铺张奢靡浪费、一些党员领导干部借机敛财等都可以成为整治的理由，及时整顿效果不理想，起码对社会也形成了震慑作用，让操办者不得不注重和收敛自己的操办行为，避免受到不必要的行政干预和处罚。

　　其实，公权力无论再整么使劲管理，再想着什么妙招，再有多么合理的理由，对于和风俗习惯紧紧联系在一起的酒席、彩礼之风，都只会是吃力不讨好，更会被视作公权力的滥用，结果也极有可能适得其反，不仅无法净化风俗，反而会激化官与民的矛盾与对立。

　　正如在处理政府与市场的关系一样，对于风俗习惯净化，也必须要让社会良俗发挥主体作用，公权力这只“看不见的手”所要做的是抓好经济建设，发展好文化事业，真正做到权为民所用、利为民所谋，坚持好共享发展的理念，让经济社会文化发展的成果能惠及更多的人。同时，抓住领导干部及基层党组织班子这些关键少数，通过他们发挥好示范带头作用，逐步净化社会风俗，这样才能逐步还社会于良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