职业打假人的年龄横跨“50后”至“90后”。他们的江湖，以发现假冒伪劣商品为目标，以知假买假索赔挣钱为目的。随着立法的加强，针对制假售假的惩罚性规定加码，他们追逐的，是“退一赔三”、“退一赔十”甚至更高的利润。（2月22日南方都市报）

　　有人说，这是市场监管的“隐蔽战线”。有人发家致富，有人喋血街头，有人进化成打假的“狼”，有人把自己带进灰黑的“梦魇”……职业打假人王海或许只是个传说，这20多年的民间打假之路，“知假买假是为挣钱不是消费”等论调，依然幻化出一顶顶道德黑锅，无情向职业打假行为身上砸去。

　　这些年，有关知假买假，在立法等层面，似乎也有点左右犹疑的意味：一方面，2013年12月9日通过的《最高人民法院审理食品药品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三条明确：“因食品、药品质量问题发生纠纷，购买者向生产者、销售者主张权利，生产者、销售者以购买者明知食品、药品存在质量问题而仍然购买为由进行抗辩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这等于直接肯定了“知假买假”。另一方面，2015版的新消法和新食安法，对惩罚性赔偿增加了“经营者明知”的限制，这实际上又给打假套上了前置条件。在今年的安徽省两会上，甚至有省人大代表认为“职业打假已经成了少数人通过知假买假牟取暴利的手段，偏离了初衷”。职业打假在顶层设计中的路，并不是越走越宽。

　　那么，打假能不能职业化？这就像提问禁毒能不能交给“西城大妈”一样，本质上是个伪问题。打假，只要是依法而为，那么因此而得利，这是合法的收益。就像举报明星吸毒而获得奖金，不领是你的情分、领取是你的权益，旁人有什么可以置喙的呢？从实践来看，2016年1月以来，阿里巴巴集团已经额外新增200个员工组成“打假特战营”，并面向全社会发布“英雄召集令”，扩充打假队伍。于此而言，打假是公司化、职业化的。那么，同样是有偿，同样是打假，难道庄家打假就是大道公益、散户打假就是自私自利？

　　有人总有这样那样的担心，说到底，不过是道德洁癖。人性趋利，在打假这回事上，也难免有人剑走偏锋。不过这也没什么好担心的，敲诈勒索早就入刑了，财大气粗的经营者，在民间打假面前，没那么“娇气”。倒是司法地方化之弊，常在职业打假上设置诸多玻璃天花板，维权比治假要更为不易。

　　有人把监督举报贪腐行为当成职业，没人觉得这是大逆不道的事；有人把打击假货当成营生，这就“横看成岭侧成峰”了？这是个风险社会，打假是需要支付成本的，在惩罚性赔偿成为国际惯例的今天，宽纵维权而严管商家，这是市场铁律，更是大势所趋。打假是为了发财、还是为了公益，只要法治是刚性的，这都不是问题，或者说，这不是道德该操心的私人问题。

　　在假货并不鲜见的今天，还是让“职业打假”少背些道德黑锅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