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月27日下午3时许，洛阳K69路公交车行至定鼎立交桥西公交站，上来一位手拿铁锨、农民工模样的中年男乘客，他走到车厢前后部交接处，坐在了台阶上，而这位男士的旁边就空着一个座位。记者询问他有座位不坐的原因时，这位不愿透露姓名的农民工兄弟称，他也没想那么多，只是觉得自己身上脏，不想打扰人家。

　　这仅仅是记者的一则日常见闻，却再一次毫无意外地引发舆论关注，个中情绪耐人寻味。有人不吝对这位男乘客宁可自己坐地上也不影响他人的公共意识点赞，还有人下意识地联想到这是城乡二元体制所制造的身份隔阂的必然。从出发点而言，我相信这些“情不自禁”的情绪流露，都可以说是对农民工境遇的一种同情式关注。但这样的关注真的足够恰当吗？

　　如果说因身上脏怕影响他人而选择不坐座位，是一种值得倡导的道德行为，那么这位男士的表现不过是尽了本分，无需过度解读。鉴于此，先入为主地将农民工的道德水平设置在洼地，然后来一个“意外”的称赞，看似赞誉，其实不过是一种隐性的歧视与话题消费。

　　这样的同情式关注看似善意满满，却在实质上强化了城乡心理差距和身份隔阂，让旁观者多了一次抒情机会，却对改善农民工的实际处境并无用处。

　　其实，农民工首先也是权利无差别的公民。对这个群体的关注，应该剔除城乡割裂所制造的道德俯视和优越感，将之还原到个人权利的角度。他们在公共视线中所呈现出的“弱势之境”，无论是讨薪的艰难，还是社会保障的欠缺，最不缺乏的正是道德抒情式的围观，相反，正是对于他们应有平等公民权利的关注与维护等“严肃”议题的参与和介入不足，才导致了在今天，人们在看待农民工时，始终难以超越道德范畴。

　　其实，对任何“弱势群体”的关注，最好的视角都是平视——无论是权利还是道德。只有从一个平等公民的角度去打量他们，我们才能真正理解他们的“崇高”与“卑微”，体认他们到底缺乏怎样的“关心”，又最需要得到怎样的外界关注。所以，不妨克制那些貌似“自然流露”的对农民工“有座不坐”的高蹈抒情，这更是一种尊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