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全国政协委员冯丹龙接受采访时表示，她向全国政协十二届四次会议提交了6份关于控烟的提案，建议设置卷烟的最低价格标准，降低青少年初始吸烟染上烟瘾的可能性。此言一出，引发公众热议。（3月14日新华网）

　　当今世界，控制烟草的做法大多是两个方面，行政的和经济的。比如芬兰，禁止在任何公共场所吸烟，禁止向18岁以下的人出售香烟；新加坡禁止任何形式的香烟广告，违者最高将被罚款2500美元或入狱6个月，在公共场所扔一个烟头罚款500新加坡元或打4板子。我们国家的北京市也是采用的行政手段，也是通过禁止在公共场所吸烟，并且对违者采取罚款的方式来达到控烟的目的。

　　采用行政命令的方式禁烟，现实中也遇到来自方方面面的阻力，实施过程也很艰难。首先是烟民队伍庞大，造成社会缺乏认知，很容易形成法不责众的尴尬局面；其次是监督乏力，相对于遍布大街小巷的烟民，执法机关的干部职工确实是“杯水车薪”，监督工作很难得到彻底的落实，这也就容易养成烟民的侥幸心里，让控烟效果打折扣。

　　想比于行政命令下的控烟，“涨价控烟”是经济手段，操作起来就简单得多。而且从过去的经验来看，任何商品短时间的突然涨价，消费都会减少。香烟也是商品，价格上涨，虽然对很多高收入群体，平时抽好烟的人是没有什么作用的，但对很多低收入群体，对消费水平不高的学生群体，其控烟效果可能还是立竿见影的。特别是学生，本来好多人一开始都是买低价烟闹着玩的，如果价格高了，他们就可能不去买烟、抽烟了，这对控烟来说，是一个长期的利好。

　　当然，“涨价控烟”不是万能的，它也受到限制，特别是对高收入群体，影响微乎其微，但对农村低收入群体，对中小学生可能还是有一定作用的，因此政府在“涨价控烟”的同时，也应该采取多种综合措施，比如推广一些替代抽烟的产品，如电子烟。再比如在医疗机构开设戒烟门诊、戒烟热线，通过科学的方法帮助民众控烟。另外在香烟的包装设计上，要更形象醒目地展示吸烟的危害，让已吸烟和准备吸烟的人，真正望而生畏，这对控烟无疑很有好处的。

　　吸烟的危害毋容置疑，控烟事关全体社会成员的健康，这是政府义不容辞的责任，把“涨价控烟”作为控烟的一个重要选项，这对全社会彻底控烟，无疑是值得期待的，完全可以大胆一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