针对网曝“山东临沂市一男性老人因强拆被殴打死亡”一事，3月19日，临沂市经济技术开发区区委宣传部副部长肖常彬回应称，该老人并未受到强拆和殴打，他是在自愿签署了一份拆除违章建筑协议后，于3月14日早上被发现自缢身亡。据悉，其子向有关部门提供了老人“遗书”的复印件，里面写有类似“我死也要死在老屋里”的话。（3月20日《京华时报》）

　　网上喧嚣一时的“临沂老人因强拆被殴而亡”一事，其真相已经浮出水面：老人之死，既非强拆，更非殴亡，而是自缢。而其自缢的背后，则是一种挥之不去的“祖屋”情结，“死也要死在老屋里”，或是对这类情结的最好诠释。也就是说，老人之死，与拆迁有关，却非拆迁之过。因而，无论是罔顾事实的网络传言，还是其子女借此大闹社区的行为，无疑当偃旗息鼓了。

　　笔者这样说，并非对有关部门的回应偏听偏信，而是基于事实本身：其实，老人的祖屋，早在2007年旧村改造时就已拆除，老人一家获得了相应补偿，也乔迁了新居。而这次拆除的，不过是其后在原处私自搭建的4间瓦房。严格说来，这已非通常意义上的拆迁，而是拆违了。但即便这样，当地有关部门也仍然给予了6万余元的补偿。何况，在整个拆违的前前后后，没有强逼，更无出格的所谓“殴打”，而是自始至终的协商。这一点，就连老人的几个儿子也无话可说。

　　而老人的自缢，事前亦无任何征兆：据社区及村委会有关人员回忆，事发前一天傍晚，与老人谈妥并签署了相关协议，其间未见异常；而老人在场的三儿子亦称，当晚看不出父亲是什么心情，谈好后他就在协议上签了字摁了手印。故以现有材料来看，老人之死，确属一场意外，也是个例，或为其无法面对环境变迁，一时想不开所致，实与所谓“强拆”扯不上干系。

　　但问题是，一次本属有理有节的拆违，只因老人之死，即在网上被谣传为“因强拆被殴而亡”。如此背离事实的舆论怎么会出笼？谁在其中铺垫？又何以被持续发酵？此外，本来是致力于村民生活环境向好的旧村改造，为啥竟引致老人以死抗争？或许，厘清上述疑问，从而找出应对之策，对日后的旧村改造、拆迁、拆违乃至整个新农村建设，都不失为有益的前车之鉴。

　　无疑，“老人因强拆被殴而亡”这个谎言之所以被不少人信以为真，实在是因为当下“暴力拆迁”现象的不时发生，导致不少人都戴着“有色眼镜”去评价所有的拆迁纠纷，而不管它是“黑”的还是“白”的。而要扭转这种“尴尬”状况，除了人们更加理性，使谣言失去生存的土壤，以及拆迁工作本身要真正做到与暴力“绝缘”，让谣言无从寻隙生事外，在细节上亦要稍加改善：譬如，村委会在实施拆迁的整个过程中，不妨让村民代表全程参加，某些关键场合还须录音录像入档。这样，既体现了村民自治的特点，又能确保拆迁的阳光操作，同时，客观上也起到了挤压谣言生存空间的作用。

　　而老人“死也要死在老屋里”的遗言以及为之赴死的结局，则给各地已经、正在或即将进行的旧村改造，提出了新的课题：一方面，作为新农村建设的重要一环，旧村改造对于土地的集约利用、乡村环境向好、以及村民居住条件的改善，具有重要的意义，其作用无需置疑；另一方面，世代居住的祖屋，在一些老人心中，就犹如一段记忆，一些牵挂、一种寄托。那种惘然若失，那种依依不舍，他人很难体谅。若某些老人老是走不出过于封闭的内心世界，其心理危机又得不到外界的适时干预，那么，在今后的旧村改造中，类似这位老人自缢的悲剧，就并非没有重现的可能。

　　当然，人总得向前走，往前看，开始新的生活，但我们的新农村建设，尤其是旧村改造，能否在热火朝天的同时，放缓脚步，给这些老人一些同过去告别的时间？我们的村委会干部、社区领导，又能否在拆迁的百忙之中，稍稍躬下身来，听一听老人的心声。笔者相信，即便是如自缢老人这样的个例，若能适时帮助他们打开心扉，其悲剧过程一定是可逆的。或许，老人的身上有着许多农村老人的影子，对“祖屋”的极度不舍更是带有普遍性。从这个角度说，成功的旧村改造，既要让村民“安居”，还须让村民“安心”。而只有村民“安心”了，我们的旧村改造，才真正说得上是“安居工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