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月7日，和一起生活了20多年的张女士去领结婚证时，58岁的朱先生却因不识字没法填表犯了难。他说民政局要他回原籍开个“我是文盲”的证明，否则就办不了结婚证。不过，在接受华商报记者采访时，陕西省西安市长安区民政局婚姻登记处却表示，应该是朱先生听岔了，“申请结婚登记声明书”可由工作人员代填，当事人签名或按手印都可以。（3月21日《华商报》）

　　按说，是否识字并非婚姻登记的前置条件，若领证时填表犯难，请工作人员代笔便是。然而，面对不会填表、也不会签名的朱先生，当地婚姻登记处相关人员却半点帮忙的意思也没有，反而要朱先生回原籍开具“我是文盲”的证明，否则这证就没法办。而原籍派出所对此似不买账，一口回绝了这明显不在理的“苛求”。这就应了一句老话，神仙打仗、百姓遭殃。看来，朱先生又只好依然去延续那已过了20多年不领证的日子了。

　　不过，“剧情”在媒体介入后瞬间出现了反转：同样还是那个目不识丁的朱先生，但当地婚姻登记处对此的态度却一百八十度大转弯，言“相关表格可由工作人员代填，当事人签名或按手印都可以”。当天下午，朱先生即领到了结婚证，并乐滋滋地向记者电话报喜。在朱先生看来，一点小麻烦不打紧，就算是好事多磨吧。

　　然而，若无媒体“压阵”，这“好事”也不知会“多磨”到何时：如果在居住地及原籍之间折返跑数次后，要“证明”的不松口，出“证明”的不开口，那朱先生又该何去何从？莫非还要请某个权威教育机构现场考评，然后再由公证处公证不成？如此折腾下去，就算最后大功告成，为此弄得精疲力竭的朱先生，也只好气喘吁吁地去度蜜月了。

　　而在现实生活中，类似这样群众办事需靠媒体“压阵”的例子并不鲜见：就在3月18日，也是在西安，家住西咸新区沣东新城建章路街办东贺村的张先生喜添新丁，但“准生证”却老是办不下来。原因在于，街道计生办坚持要在办证之前收回2008年发放的独生子女奖励金及相应罚金计6千元，而省卫计委早已明确表态，此奖励金“此前享受的不退还”。最终，也是媒体一经介入，街道计生办即立马同意张先生无条件前往补办。

　　或许，这些窗口部门对此也可自辩为闻过则改，若果真如此，当然善莫大焉，但若对办事群众屡屡上演同样“剧目”，而后又整齐划一地在媒体曝光后“变脸”，那就只能称之为不入流的“演员”了。其实，这样的“情景剧”是完全没有理由上演的：譬如，如果不识字需要开“文盲”证明，那么，文化程度为小学、中学、大学、硕士乃至博士的群众，是否都要去开具各自的学历证明？若婚姻登记处再突发奇想，要朱先生再提供性别证明这类的东东，那朱先生的结婚证，还能办得成么？

　　诚然，舆论监督是必要的，但非得舆论曝光才能纠偏，却实在不该成为窗口部门的常态。举例说吧，某些窗口部门之所以“门难进、脸难看、事难办”，要么是规章不健全，要么是政风有问题。而往往媒体一出马，就能立竿见影解决问题，这并不是某些官员怕媒体，而是怕曝光在阳光之下。故要杜绝上述问题，不妨也受此启发，在修补制度漏洞、整顿机关作风的基础上，运行并完善阳光运作、且具自我纠偏能力的热线监管系统。一旦这个系统实现了高效运转，就能与无所不在的舆论监督相得益彰，共同监管包括窗口部门在内的政府机构运行，最大限度防止其偏离依法行政的轨道。

　　若要让这个热线监管系统有效发力，则需与民众“互动”对接，而最佳的对接渠道，无疑是各地政府设立的监管热线。这个监管热线覆盖的范围，应囊括所有的窗口部门及有行政执法权的部门；这个热线的号码，应如110、120一般为公众所熟知。更重要的是，这个监管热线，应确保常态与高效：譬如，接到反馈后，其处置速度、处置效率及处置效果，至少应该比肩110与120的水平。若真能如此，相信窗口部门的政风政纪将会有不小的改观，而尽管那时的媒体依然无处不在，也至多不过是协助监管“捡漏”，却不似现在这般大包大揽，而群众办事遇阻非得媒体“压阵”的现象，或许就不会再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