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从杭州市西湖区市场监督管理局了解到，日前该局作出处罚决定，对方林富炒货店作出罚款20万元的决定。处罚决定书显示：“责令停止发布使用绝对化用语的广告，并处罚款人民币贰拾万元。”据了解，因在自己炒货店的店堂招牌、产品标价签、商品介绍板、产品外包装多处使用了“杭州最好”“中国最好”字样，方林富炒货店涉嫌违反《广告法》相关规定，在今年春节前一度备受关注。（3月24日《浙江日报》）

　　一个最字，被罚款20万元，这真正算得上“最重的罚款之一”了。当事人想不通，围观者也不忍，整个舆情都弥散着同情的味道。然而，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只要你违反了法律，并且事实清楚、证据确凿，那么受到处罚并不为过。法不容情才能体现公平，也才能最终确定法律的权威，达到以法管人、以法治事的目的。更何况，时下虚假广告泛滥成灾，消费者被误导日久，采取高压和严打的态势，才符合公众的要求，何以很多人对此并不买账？当事人也对处罚也不服气，还在考虑提起行政复议和诉讼为自己辩护。

　　其间原因，其实还是一个公平诉求的问题。表面上看，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炒货店违反了广告法的相关规定，理应受到法律的追究，更何况处罚本身还是取的“最低标准”，也算得上法内开恩，虽然受到褒扬但也不应被贬损，那么舆论的同情，算不算得上是一种滥情？透过现象看本质，同情之下其实是一种公平焦虑。一方面，法外不外乎人情，再严厉的处罚也应虑及违法的主客观性，以及违法者的自身情况。一个小店的包装宣传，与各级电视媒体的宣传，谁的影响和危害性更大，谁更应受到严厉的处罚，并非一个难以厘清的问题。虽然新《广告法》被称为史上最严，不过在实施过程中，显然未能做到一致性。

　　从立法的初衷和本意来看，其目的在于以“倾家荡产”的严苛，达到重典治乱象的目的。不过，若不能虑及对象的特殊性，就可能形成新的不公。20万元对于一个小炒店来说，可能会成为压垮其存亡的一根稻草，而对于营业额巨大而利润相当可观的大企业来说，这或许只能算得上九牛一毛，根本产生不了惩戒作用。如何在法律的框架内做到“违法性与惩戒性相一致”，是实现法律公平的现实性要求。囿于现实之中，其间的弹性太大，自由裁量的权力太多，产生了大量的执法不公的现象。

　　另一方面，若没有“违法必究”的常态化，并让违法乱象得处理，那么就难免会让人产生选择性执法的误解。其实，类似的行为何止凡几，公众早已对此深受其害，当广告违法失去控制并泛滥成灾，那么执法者就面临着“法不责众”的困局。其实，相比于如何让法律更有牙齿而言，在如何落实与执行法律上，应更加不遗余力，否则厚此而薄彼，抓小而放大，不仅无以树立法律的威严，更无以树立法治的公信。时下，相比如何提高对违法惩戒性而言，提升公众的法律信任度，才是最亟待解决的难题。

　　多项调查显示，公众对当前的法治满意度并不高，对虚假广告宣传的违法行为的打击，与公众的要求和期待，还有不小的差距。同情“炒货店被罚20万”寓意公平诉求，此既要求在立法时要考虑到各种因素，避免“一棍子打死”，又要力争做到违法必究，不放过任何一种违法行为，避免顾此失彼而导致不公。当然最重要的是，处罚只是手段而不是目的，更不能形成路径依赖，若不能做好宣传和法律普及，避免无意识下的违法，法律更好公平实现变会成为空中楼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