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桩冒名者已被抓、当事人能自我举证、当地公安机关和录入机关都已确信吸毒者信息录入有误的个案，在信息更改上却如此费周折，其中的梗阻只能从制度上破解。

　　陕西男子王涛遭亲戚冒用身份，“被吸毒”长达10年，其乘火车、住酒店均遭尿检，前妻还与他离婚。在驾照又因此被吊销后，王涛被迫走上自证清白之路。2015年7月警方承诺“尽快处理”，但因吸毒人员信息变更手续复杂，至今仍未彻底解决。

　　因为信息录入有误，无辜者长期被当做吸毒人员，很难享有完整的公民权利。无论是为了正确执法，还是有效保护公民权利，执法部门都应在查证属实的基础上，尽快改正错误信息。令人不解的是，在常人看来证据材料已确实充分的情况下，吸毒人员数据库里的错误信息却仍改不过来，这种迟滞的症结究竟何在？

　　不可否认，造成王涛“被吸毒”的处境不能完全归咎于公安民警，很大程度上是其缺乏对自己身份信息的保护意识，以致在身份证信息被冒用后既没有及时报案，也没有向公安机关申请身份证挂失。但现在的问题在于，当公民能够证明自己的身份被冒用，自己并非吸毒数据库里的吸毒者，为什么数据库里的错误信息还如此难改呢？

　　执法部门的解释是，“吸毒人员信息的删减、改正手续非常复杂，资料种类很多，后来又说缺少材料，给我们退回来两次，今年3月份又有新的规定，需再增加部分材料”等。诚然，吸毒者信息直接关系到公民权利，其删改必须走法定的手续和程序。然而这种手续和程序的设定，应以保障信息更改的客观、真实、公正为前提，而非不讲原则的随便设置障碍，甚至忽略基本的科学性、合理性，人为附加不必要的条件。

　　那么，申请吸毒人员信息更改，究竟需要哪些证明材料？这些材料和手续设计是否合理？应否向社会公开？为何录入机关两次向上级部门提交材料申请修改均被退回？这中间是制度设计的问题还是执法者个体的因素？如果一系列的制度设计不是为了最终的真实客观公正，而是出于某种免责考虑，那么就很难避免在执法程序中被植入“循环证明”或形式主义的做法。

　　同时，此事还暴露出执法机关协作的痹症。错误信息被录入系统后，王涛所在派出所曾多次将王涛非吸毒人员的结论上报，得到的反馈是该信息只能由录入单位删改。这种权限设计或许合理，但执法上的内部协作几乎没有。不难看出，虽然执法的信息联网了，但执法的思维与方式仍是碎片化状态。现代信息社会，一桩冒名者已被抓、当事人能自我举证、当地公安机关和录入机关都已确信吸毒者信息录入有误的个案，在信息更改上却如此费周折，其中的梗阻只能从制度上破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