亲情伦理对于社会发展和稳定具有十分重大的意义，亲情伦理的现代转型不能信马由缰，一味追求“兴之所至，心之所安”

　　近日，最高人民法院召开专题会议，聚焦家事审判，研究部署家事审判方式和工作机制改革。最高法院院长周强在专题会上强调，要充分发挥家事审判职能作用，维护家庭和谐，保障未成年人、妇女和老年人合法权益，促进社会公平正义，维护社会大局稳定（4月6日澎湃新闻网）。

　　许多人都能直观感受到，身边闹离婚的人是越来越多了，尤其是80后、90后，可能为一些鸡毛蒜皮的小事就导致一场婚姻危机。尽管最终进入司法程序的婚姻纠纷只是其中一少部分，但依然数量可观。据统计，近3年来，全国法院每年审结的一审婚姻家庭继承纠纷案件均在150万件以上，且呈逐年增长趋势，去年已超过170多万件，约占全国民事案件的三分之一。

　　导致婚姻关系尤其是80后、90后的婚姻关系变得脆弱的原因很复杂。随着社会经济发展，整个社会进入转型期，亲情伦理也面临着一场深刻的转型。如果按照社会学家费孝通提出的“乡土中国”理念，传统亲情伦理应该是和“乡土”牢牢捆绑在一起的，具有某种难以变更的持久性和恒定性。在社会走向现代化的过程中，意味着很多时候要逐渐淡化与“乡土”的紧密联系，亲情伦理也随之变得多元化、多样化，人们的选择面更宽，社会包容性也更强，由此可能会使得亲情伦理发生变化。比如一名女子在离婚诉状中写道：“他们抱孩子，竟然不停地晃悠，讨厌死了！”“小姑子也不小了，总是不停地相亲，受不了！”如此奇葩的离婚理由，放在过去简直不可想象，如今人们却见怪不怪。

　　亲情伦理对于社会发展和稳定具有十分重大的意义，亲情伦理的现代转型不能信马由缰，一味追求“兴之所至，心之所安”。如果只是因为对抱孩子方式不满或是对小姑子相亲不满，就让婚姻关系彻底破裂，类似的案例一旦积累过多并形成叠加效应，那将会在全社会层面引发一场婚姻危机。当人们不再信仰婚姻和爱情的时候，规则意识、责任意识也会被不断削弱。亲情伦理根植于人们的内心，伸缩性和主观性很强，缺乏明确的轨迹和规则可以遵循。传统亲情伦理必须要依托于法治这一坚固可靠、指向清晰的外在支撑点才能在现代社会完成一场华丽的转身。从传统亲情伦理的内容来看，有些过于依赖道德文化，制度规制方面显得单薄，有时甚至出现合情不合法、用情感绑架法律的现象，亲情伦理的现代转型本质上就是与现代法治逐渐融合的过程。

　　关于家事审判改革，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专职委员杜万华称，“现在大量起诉到法院的案件是出现婚姻危机，这就决定在家事审判改革中，要为家事审判增加修复婚姻家庭关系的新职能。”此前在立法层面已经对重构亲情伦理做了大量有益的探索，比如颁布婚姻法新的司法解释、修订老年人权益保障法，出台反家庭暴力法等，接下来应该在执法、司法层面进一步有所作为。从亲情伦理本身的特点看，纸面上的法律规定仍然显得刚性太强，与现实中的亲情伦理存在一定距离，在执法、司法实践中可以探索和发挥的空间更大。最高法启动家事审判改革具有十分深远的意义，各级执法机关、司法机关和广大法律工作者，都应该对涉及亲情伦理的法律问题给予深切关注，让法治始终支撑和引领亲情伦理的现代转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