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医生来说，职称让人又爱又恨。一方面人人都想争取，必欲得之而后快；另一方面又颇多诟病，不少人将之视为一种身心的蹂躏。其实，不只医生怀有这样的心态，整个知识界，大多如此。

　　虽然，新中国成立伊始，我国就开始借鉴苏联对科学技术人员的管理模式，实行技术职务任命制。但在那时，职称定期晋升并没有形成制度，多数从业人员以中低级职称为主，很多医生行医一辈子，最后可能也就是一个医师甚至医士这样最初级的职称。那时，晋升职称似乎属于少数人的事，因此，大多数人都不以为意。直到1978年开始的新的职称评定制中，职称不但是专业技术水平和行业学术地位的象征，也是一个人在自己团队中寻找位置感的重要标签，并且还可转为福利待遇，于是瞬间成为与大多数知识分子休戚相关的事情。在医院这种知识分子扎堆的地方，尤其明显。

　　本来通过职称的晋升来体现自己的技术身份，并且还能获取更好的福利待遇。这说起来倒是一件好事。可是真的投身其中，却总觉得职称与工作之间存在某种背离的状态，评职称在很多时候成为额外的负担。

　　为什么会这样呢？

　　这首先在于评职称的体系不合理。医生的职称制度说到底是源于计划经济时代的技术任命制，带有很强的行政色彩。虽然在形式上采取了评定的手段，但无论是标准的制定还是评价程序和晋升程序的设计，都更多地体现了行政意志，导致许多不合理结果的产生。

　　其次，评价内容的针对性和科学性也不足。从道理上讲，医生职称制度本应解决的是医生的整体技能的评价问题，应该首先立足于医生的实际工作能力。在发达国家，每名医生都有非常完整的技术档案。比如，一个麻醉科医生做气管插管的平均时间是多长；手术过程中，病人的生命体征维持得怎么样，都有专人予以记录。如此，最后给这名医生打分时，让人心服口服。但我们国家却很不重视这些实际工作状况的评价，选择了英语、论文这些并不能真正体现医生能力，却容易量化的评价指标，削弱了评价的科学性、有效性和公正性，使参与者产生不满情绪。

　　具体来说，医生们对于职称外语的意见不算大，因为医生确实需要一些国际交往，而且大多接受过高等教育，只要做些准备，通过相关考试不是太大的问题。医生意见最大的是论文要求。大家知道，我国的期刊多如牛毛，而这些期刊大多依靠版面费存活，在经济生存的压力下，不少期刊的选稿，考虑的经济因素就可能大于学术因素。而论文的撰写，在很多时候，完全就是一种复制粘贴的工作。这导致一批医生发自内心地不愿意写论文。但是，你不写总有人写，一旦人家写得多，就会在职称评定中占得先机。这里面还存在这样一个问题——医生的工作也是忙闲不一，相比起来，有些日常工作少的医生，反而有更多的时间写论文，在职称评定中更有优势，又造成了职称与实际工作更大的不对等。

　　与此同时，中国医生的薪酬体系与职称联系也比较紧密，不但在基本工资中存在差距，在本应体现劳动价值的奖金发放制度中，不同职称的医生拥有不同的系数也成为很多医院的惯例。这种把职称直接变现为医生工资报酬的方法，等于放大了职称评定中的不公，也刺激了一些人在职称评定中的投机心理。

　　如今，职称高低不能代表工作能力的问题，在各级医院都非常明显。也成为很多医院实施绩效考核时，比较挠头的问题。开始有越来越多的声音要求评聘分开，也就是说要淡化医生的职称身份，根据他的实际能力与工作岗位来聘用，并据此发放薪水。

　　其实这种观点恰好带来了新的思路——既然职称已经失去了评价一名医生能力的作用，我们还有没有必要保持现有的职称体系？现在，有很多声音呼吁职称评定时放弃考核外语、降低论文要求。但是，放弃了学术要求的职称评定，还有什么存在的必要呢？

　　人们关心职称，归根到底是因为职称与报酬密切相关。如果，一名医生的报酬就是依据他的临床表现来制定，医生还有必要抱着职称不放吗？

　　实际上，给医生设定三级若干等职称的情形，并非国际通行做法。美国的临床医生只有两个级别：住院医生（正在接受培训，没有资格独立行医）和主治医生（完成培训，独立行医），主治医生可以根据自己的需要，参加学术职称评定，获得助理教授、副教授和终身教授的身份，但这个职称的获得，只是针对当时所在的医学院，是个临时身份，可以拥有一些研究的机会和到世界各地讲学的机会，与收入的关系不大，如果医生希望挣钱多，主要还是靠多做临床工作。

　　所以，我国现行的职称评定，将愿不愿意做科研的都圈了进来，这种大众化的职称评审制度，是当前我国职称评定最大的困局。对大多数以临床工作为主业的医生而言，确实是一种额外的负担。尽快将职称与福利待遇脱钩，或者降低职称在薪酬体系中的权重，建立一套完善的技术档案体系，保证医生最终依靠技术和临床的工作状态来决定薪酬，这才是改良职称制度的根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