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人郭明（化名），系四川省江安县中华武校在校学生，因2015年3月23日的一次见义勇为被含冤判刑……”近日，一条网帖受到广泛关注。小郭称，当天下午，他和同学从都江堰乘大巴前往泸州，中途一名男子骚扰车中女乘客。到达泸州下车后，男子与女子发生抓扯，小郭和同学出手，其中郭明用鞭腿踢中男子头部使其倒地时头部着地，致重伤二级。2015年9月，龙马潭区法院以故意伤害罪判处郭明有期徒刑2年6个月，缓刑3年。2016年3月，龙马潭区法院对该案民事部分作出判决，判决郭明支付张三赔偿款157173.76元。（4月19日《成都商报》）

　　这无疑是一起让国人十分纠结的案子：站在法院的角度，无论何种起因，一旦逾越法律底线，造成伤害，都应当承担相应的刑事及民事后果；而为数不少的网友则认为，此判例一开，国人曾深恶痛绝的“路人冷漠症”或将抬头，而“路见不平一声吼”的场景恐不复见。尽管此言有些偏激，但该案的示范效应，或多或少会对社会弘扬见义勇为行为产生一定量的负向力，却是不争的事实。

　　就这起案子本身来说，基于郭明及同学的“出手相助”，已经超出了防卫限度，造成了对方重伤二级的法律后果，故无论案件的起因为何及如何定性，都不大可能导致“判二缓三”判决的实质性改变。然而，本案的争议在于，公诉人认定郭明及同学“出手”时，对方已停止了“不法侵害”；而郭明及同学却称当时对方仍然在对女乘客“拉拉扯扯”，且是应女乘客的请求“出手”。显然，这是本案定性为“故意伤害”抑或“防卫过当”的关键点。

　　然而，作为事关案子定性的关键证人，那位女乘客却始终没在本案中现身。诚然，正如相关法官及检察官所说，就算找到那位女乘客，定义为见义勇为，“也不会对案件定性造成改变”。但要知道，因见义勇为导致的“防卫过当”，比之“故意伤害”，其对郭明及同学心灵的慰藉，以及他们的名声乃至日后的前程，显然不可同日而语。何况，一起因见义勇为引发的所谓“故意伤害”案，将作为受助主角的当事女乘客排除在外，这样的断案似乎很难谈得上严谨与公正。

　　此外，此案还有诸多不明晰的地方，譬如，重伤男子是被直接击打所致？还是身体倾倒时头触地而伤？也就是说，是直接加害，还是间接后果，似乎在判决书中未明确确认。此外，未找到作为关键证人的女乘客，法院是如何认定“本案的发生，系被害人的不当行为引发”？本案发生时的几个关键时间段有否监控录像为证？是否还有其他证人出庭作证？这些事关本案完整证据链的疑点，都有待揭秘。虽然此案涉及未成年人，不宜对外公开，但在当事人将案情披露上网、并不断喊冤、且引发社会强烈关注的前提下，相关部门仍然一味保持沉默，恐非应对之策吧？

　　因而，找到那位至关重要的女乘客，进而补充、完善相关证据链，既可回应社会质疑，又能让本案经得起推敲，从而体现法律的公正与担当。就算最终判决结果不会更改，但严谨的证据、准确的定性、以及让人信服的判决，却可以法律的名义，既鼓励人们见义勇为，又警示人们依法行事，这不是一举两得的大好事么？

　　然而，本案不单是法律命题，还是一道社会考题：倘若郭明最后申诉的结果是维持原判，且判决无懈可击，也充分体现了法律的公正，但毕竟客观上对见义勇为者“泼了一瓢冷水”。原因很简单，法律有它自身的法则。显然，在引领社会前行、规范人们行为方面，法律并不能“包打天下”。因而，法律所不能及的工作，还需政府及社会各界共同去“担当”：譬如，对于本案当事人郭明及同学，在法律许可的范围内，对他们的上诉或申诉提供必要的法律援助，如寻找当事女乘客及其他相关证人、协助其选定辩护律师等；而一旦尘埃落定，做好心理疏导，帮助他们坦然面对；同时，对其是否属于见义勇为进行核实及查证，及时公布结果，以告慰其本人及家庭；此外，对其工作、生活中可能遇到的问题或困难，给予尽可能的关注及帮扶，都是缺一不可的。

　　此外，法庭判决由郭明及同学支付的巨额赔款，如郭明名下的157173.76元，其同学苟清名下的67186.88元，按理固然应由他们为自己的“冲动”买单。但事因见义勇为而起，且危急之中又往往很难做到始终理性或收发自如，若让他们全部承担，一则很可能会让其本人与家庭陷入无力、无助的境地，二则会伤了社会众多爱心人士的心，更不利于推动社会的文明与进步。因而，或民政部门、或公益组织，不妨爱心联动，帮帮他们，也算另一种意义上的见义勇为吧。

　　应该说，既坚守司法公正，又不致“浇灭”爱心人士心中的“豪气”，是法律工作者、各相关部门及社会各界当前面临的一道共同“考题”。而如何让更多的见义勇为者，既不改初心，一如既往在“危难之中显身手”，又时刻牢记依法而行，不失理性，或就是全社会所应交出的合格答卷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