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年12月，江苏大学非毕业班的4463名贫困生收到一个通知，学校对贫困生库学生开展资格再认定工作，认定方式是学生本人提供当年10月至11月手机消费情况。统计显示：手机月消费在100元以下的学生为4110人，占92.09%；在100-150元消费区间的人数为289人，占6.48%；超过150元消费的人数为64人，占1.43%，极个别贫困生月消费额甚至超过300元。近日有了最终结论，21人取消贫困生资格，32人从家庭经济特殊困难降级为一般困难。（5月8日 新华报业网）

　　在资源有限的情况下，对贫困生的仔细甄别，当然是值得点赞的。不过，先说一个有趣的细节，一项始于去年12月的贫困资格认定工作，直到近半年后，才有最终结论。这过程还真是艰难而曲折，莫非结论是经过多重细致的酝酿？

　　不过，其实这一切并不曲折，根据该校的历年做法，贫困生的等级认定非常简单，就是根据话费这一指标来确定的——对月平均消费100-150元的同学，学校建议采取降级处理；对月平均消费超过150元的同学，则建议取消贫困生资格。至于何以折腾了近半年？这就不得而知了，至于为什么选定话费作为认定标准，校方是有话可说的。

　　“精准识别贫困生，是精准扶贫的前提和基础”，这是校方负责人的说法，不得不说，“由于范围广、数量大、监管难”，甄别贫困生以及进行贫困生分级，确实存在诸多困难，只是，让人不解的是，看话费何以成为“精准识别贫困生”的利器的？

　　话费的多少，是一个人平时通讯消费情况的反映，而通讯除了生活必备外，还可能有其他工具性价值，比如校外兼职工作的需要，而且选取其中两个月作为样本，也还有多种不可控的因素，导致统计结果的失真。再者说了，以分别以100、150作为界限，又是否有科学依据呢？难道你能说消费150元话费的同学就一定比151元的更贫困吗？这仅仅的几元钱就真的能测出质的差别吗？在一个悬殊的区间里，可能是能说明问题，但在一个偏狭的区间里，以话费定贫困，显然是不合理的，从某种意义上说，这就是一种简单粗暴。

　　揆诸报端，我们不无惊讶地发现，在贫困生的认定上，这样的简单粗暴曾多番上演着，比如说以餐费来论贫困，再比如一刀切地要求贫困生不能买手机、电脑，甚至还有让学生通过演讲的方式陈情个人的贫困，然后再让其他学生以票选的方式，选出所谓的“贫困生”。

　　当这样的考量指标得以存在，这就可能将贫困生帮扶的制度设计沦为“拼贫”的制度泥沼中。我们固然可以去理解因为个体情形的复杂，以及信息的不对称，在贫困生的认定上，会存在这样或那样的障碍，但是，这样的障碍是否需要让贫困生正常的就餐来“吃药”呢？在贫困生的认定与话费水平上，是否存在线性的因果关系呢？事实上，当校方以所谓的公平、公开之名，公开所有人的话费消费记录，这会否对一些“贫困生”在尊严上造成伤害呢？

　　如此定贫困，除了对孩子们的残忍外，走偏的制度本身可能衍生出来虚假的贫穷，这会制造出更大的救济不公。要知道，贫困从来都既不是拼贫的比较，也不是可以表演的表达，而是真切存在的痛楚：这种难以启齿的贫乏，还附着不可剥夺的尊严和不可侵犯的权利。

　　事实上要了解贫困生的真实状况，其实根本犯不着用这样残酷的自我证明，只需要注重日常性的观察了解，再辅以可信的材料证明。再者说，从精神帮扶来看，通过与学生们的多接触了解，从心底去理解和尊重贫困生的不易，这或许是更值得期待的贫困生帮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