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今年的全国两会上，就业歧视成为许多代表委员热议的话题。又一个毕业季临近，对这一话题的讨论越来越有现实针对性。

　　就业歧视包括地域歧视、种族歧视、年龄歧视、学历歧视等，但从目前国内情况看，最受诟病的当是性别歧视。可以预料，随着全面二孩政策的出台和实施，求职中的女性就业歧视问题将更加突出。过去，困扰女性就业的是两大问题：一是“婚否”，二是“生育否”。今后，“二孩否”的问题将加入进来，成为悬在求职女性头上的三把“达摩克利斯之剑”。

　　从现实层面看，针对就业歧视包括女性就业歧视问题，一些发达国家和地区在法律层面早有应对，推出了各种规范和惩治就业歧视的法律法规，并设立了专门的执行机构。在我国现行的法律法规中，虽然还没有专门的“反就业歧视法”，但劳动法和就业促进法都明确规定：“劳动者就业，不因民族、种族、性别、宗教信仰不同而受歧视。”如果从思想和学理层面看，对待就业中的性别歧视，不同思想体系或流派所秉持的理念和立场则不尽相同，甚至彼此间根本背离。

　　有人认为，我国现行的劳动合同法规定，企业不得解雇处于孕期、产期和哺乳期的女性员工，这在主观上是希望给职场女性一种偏向性保护，实际上却导致企业不愿意招收女性，从而成为产生就业歧视的渊薮。他们由此主张，必须修改现行的劳动合同法，剔除其中过于僵化的部分，保证企业用工的自主性和劳动力市场的灵活性，在企业和劳动者之间构建一种平衡和平等的关系。

　　那么，马克思主义理论提供了怎样的思考呢？

　　首先，19世纪英国的工厂立法表明，国家颁布并强制实行的各种卫生条款和教育条款，在一定程度上起到了保护工人的作用。同样，20世纪国家对女性就业歧视的干预也产生了明显的积极作用，因为它为保障平等就业提供了法律武器。在就业歧视问题上，自由讨论、说服和教育具有一定的作用，但是，比之于国家的立法干预，其作用可以说是微乎其微。

　　从马克思主义的立场来看，如果说政治上层建筑相对于经济基础是第二位的，一个国家的政治构架决不能偏离其经济的需要，那么，文化、教育等思想上层建筑相对于政治上层建筑又是第二位的，一个国家的文化教育乃至人们的思想和观念，决不能偏离其政治和经济关系的需要。女性的就业歧视，并非主观上的偏见和短见，而是资本增值逻辑的内在要求。在女性劳动力不利于资本增值的情况下，诉诸思想教育或许会在个别企业中起作用，对绝大多数企业则不起作用。

　　在妇女就业问题上，历史进程耐人寻味。用妇女劳动和儿童劳动代替成年男子劳动，曾经是资本主义发展的一种趋势。但是，对妇女和儿童劳动的无限制盘剥，给资本主义国家带来了灾难性后果，如一些流行病的周期性复发和德法两国士兵身高的降低，直接动摇了这些国家的生命根基，由此才催生了工厂立法和最初的国家干预。但是，工厂立法所包含的各种旨在改善工作条件和保护劳动者权益的条款，极大地提高了劳动力的成本，使得妇女劳动不再有利于资本的价值增值，由此才引发了妇女就业歧视问题，进而催生了国家对妇女就业的立法保护和干预。

　　可见，在资本强势作用的情形下，女性劳动者是否会遭受歧视、有多少人遭受歧视，完全取决于资本实现价值增值的需要。不利于资本增值的时候，歧视就是必然的。比较而言，自由主义反对国家干预的自由放任立场，在客观上强化了资本的增值逻辑。而干预主义的国家立法主张，却能在一定程度上对资本增值逻辑形成限制或制约，因而是对资本“效率观”的一种扬弃，其历史进步意义和合理性是不言而喻的。

　　在笔者看来，面对我国全面二孩政策下可能出现的女性就业困局，政府部门应考虑将反就业歧视的专门法律纳入立法规划，以严打就业歧视、严防职场歧视为切入口，率先提升女性就业和从业的保障，在维护女性平等就业及其所表征的社会正义的同时，减少全面二孩政策落地的阻力。

　　（刘海军、王峰明，作者分别为大连海事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清华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