几天前，艾滋病人个人信息泄露事件引发舆论强烈关注。近日，又有媒体报道，江苏南京某公司老板拖欠员工工资跑路，而在该事件中，媒体发现，该公司老板掌握了至少60万个初中毕业生及家长、公车及私家车主、商场VIP客户的个人信息，涉及江苏多县市。（7月20日中国新闻网）

　　个人信息安全问题近年来屡屡引发社会的关注，主要的原因在于，个人信息泄露往往伴随着诈骗犯罪，导致个人财产遭受损失。可以说，当前猖獗的电信诈骗、网络诈骗基本上都依赖诈骗者对个人信息的掌握。在诈骗犯罪之外，个人信息的泄露也是各种令社会不胜其扰的电话推销的前置性条件。除此之外，个人信息泄露还可能带来意想不到的麻烦，比如在艾滋病人信息泄露事件中，有患者就因个人信息泄露，诈骗者将电话打到公司HR处而被迫辞职。

　　综上而言，损失与麻烦，乃是个人信息安全得不到保障造成的后果，公众对个人信息泄露的担忧，国家对个人信息安全的保障，都建立在这一基础之上。但实际上，损失与麻烦，固然是个人信息泄露而造成的重要问题，也是公众的主要关切所在，但个人信息泄露更深层、更重要的危害，乃在于这一问题将使得公民权利因“实名制”而减损，换句话说，个人信息泄露，使得“实名制”不仅没有为公民权利做加法，反而对公民权利做减法。这一点之所以重要，是因为这事关国家制度与公民权利的关系问题。

　　“实名制”是我们国家当前在多个领域、多个行业以行政权力为后盾力推的一种制度，例如快递行业、金融行业、交通运输行业等等。国家推行“实名制”的首要目的，当然是为社会管理、公共管理方便计，这毋庸讳言。但是，政府在社会管理、公共管理上的方便，必须指向公民权利的保障与增益，指向社会更公平正义的秩序。因为，“实名制”一方面事实上限制了公民的自由；另一方面实际上提高了个人信息被泄露的风险，可能导致公民隐私权被侵犯。而如果一项事实上限制民众自由，并可能导致某些个人权利被侵犯的制度仅仅基于政府的管理方便，但对公民权利与自由没有实际上的增益效果，那么这种制度就是不正义的，是对公民权利与自由的戕害。实际上，我们国家推行“实名制”的根本目的，也是旨在增益公民权利，实现更高层面上的社会正义。

　　但是，如果个人信息泄露太过猖獗，甚至已成普遍性问题，举凡政府部门、事业单位、公共服务部门、民营企业所采集的民众个人信息都可能存在泄露的风险，而政府又在这个问题上态度不积极、治理措施不给力，致使电信诈骗伤民、电话推销扰民猖獗；如果“实名制”应当具备的增益民众权利的效应尚未彰显，它间接侵犯公民隐私权的可能性被放大，民众财产与权利之受损又因之而变本加厉；综合而言，如果“实名制”之于公民权利不仅不是加分项，反而成为减分项，那么“实名制”在民众心目中的正义性就要受到批评，“实名制”对于民众权利的保障作用就要受到拷问，进而，有关部门出台这一制度的合法性也要受到质疑。

　　总而言之，这一问题事关立法的公信力。而立法的公信力，又是法的效力、民众对法律的认同感的源泉，影响甚至决定法的精神与法的信仰在全社会的形成，关涉法治的实践。这才是个人信息被泄露所带来的最重要的问题，也才是个人信息泄露这一问题应当受到果断遏制最重要的原因。对此，政府部门不能等闲视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