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前，贵阳市公布今年第一期诚信“红黑榜”名单。根据规定，该市将加强对诚信创建的宣传力度，对列入诚信“红名单”的企业和个人予以褒奖；对列入失信“黑名单”的企业和个人，不仅要按照法律法规进行处置、披露失信败德行为、向社会进行公开曝光，还将联合采取限制措施予以惩戒。（7月22日《贵阳日报》）

　　贵阳当地发布的“红黑榜”信息显示，有1790家单位上红榜，344家（名）单位和个人上黑榜。上榜单位和人员的范围不可谓不大，数量不可谓小，对行业从业者和公民个体的警醒和引导意义自不待言，这也体现出政府惩治失信者的决心。然而，在笔者看来，企业和公民个体诚信与否，社会危害性如何，是无法用一张榜单来证明的。

　　以企业或公民个体失信为例，会存在轻微和严重的区分，在失信或违约的性质上也会有所不同。譬如同样是欠薪，一些企业是因为“三角债”的存在无法履行付薪义务，其不诚信是被动的。一些企业却可能是恶意欠薪，老板有能力支付而恶意不给甚至“跑路”。两者的性质截然不同，造成的后果和危害程度不同，却同样上的是一张“黑名单”，这显然不公平，也失之偏颇。

　　尤其是一些涉及公共安全、食品安全和重大工程质量的建筑领域，其失信行为的影响比商业领域的失信更大，一旦失信造成的后果更严重，却也同样列到一张“黑名单”上，这显然也不合理。因此，在看到贵阳市弘扬诚信、打击失信的决心之时，还应该看到一张“黑名单”的局限性，以及“一个标准”界定之下的公平性和科学性欠缺。

　　在设置“黑名单”的同时，应该细化并针对性的分级。对于轻微失信行为，可以给予较短时间的“失信纠正期间”，行政处罚可以相对轻些，对于严重的失信行为，可以设置更长的“失信惩罚期间”，让失信者未来在政府采购、招标投标、行政审批等方面受更多和更长的限制。

　　总之，“红黑榜”的建立尤其是“黑名单”的建立和公布，不仅是企业和公民个体诚信与否的映照，更应该是政府维护法律权威、社会公平正义和政府本身公信与否的反映。“黑名单”机制存在的“粗疏”或“欠周全”问题应该尽快补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