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很多倍长期临床应用能治病、治好病的廉价小药正在以每年几十种的速度消失，患者们往往是跑遍了医院和药店也买不到急需的救命药。不过，在黑市上这些廉价救命药却从来没有缺货的时候，而黄牛往往开出几十倍、上百倍的天价。（10月24日《北京青年报》）

　　以“救命药”的身份进入公众视野，并引发舆论的强烈共振，这样的高规格“待遇”，并非是廉价药第一次享受到。犹记得十多年前，媒体在报道这一现象时，就从不同角度进行了细致解读，并给出了可供操作的解决意见。比如2006年复旦大学医院附属儿科医院的刘豫阳教授就在当年的上海“两会”上，提交了关于让“廉价经典药”重回市场的提案。

　　同样值得一提的是，在这十年多的时间里，相关部门也注意到了民众对廉价药需求的强烈呼唤，并为改变这一现状作出了巨大努力。比如2006年，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就公布了《首批定点生产的城市社区、农村基本用药目录》，并期望通过定点生产、定点供应、简化药品包装、变换规格等廉价的方式来促进廉价药的生产供应。而新近的例证是，2014年国家发改委联合国家卫计委等八部门联合发布《发改委关于改进低价药品价格管理有关问题通知》，通过对国家药品定价机制的调整、建立低价药品清单的进入和退出机制。而就在今年，国家卫计委还发布了《2016年临床必需、用量小、市场供应短缺药品定点生产企业招标公告》，对一些特殊药品进行公开招标。

　　一面是政府部门对解决廉价药而作出的极力探索，而一面却是民众对廉价药供给现状的强烈不满。两重悖论下，民众对政府解决问题能力的怀疑也由是滋生。是啊，问题出现了那么多年，相关解决办法提出了那么多，但廉价药依然“物以稀为贵”，等待救命的患者仍然需要面对黄牛的高价。

　　但个中缘由其实也不难理解。从市场环节看，廉价药价格低廉而需求量又少的自身特点，是它在企业眼中失去生产动力的根本原因，而这个时候政府对廉价药生产的补贴机制又没能很好的跟上来，进而导致一个具有传导效应的刺激链条不能在生产末端最终形成。而在医院方面，在“以药养医”这一历史痼疾尚没能根本革除的大背景下，很多医生基于自身利益的考量也不愿开廉价药处方，这一诱因，也直接缩小了廉价药的需求市场，使得制药厂没办法对其进行批量生产。

　　而除了需求有限外，更大的原因还在于当下不合理的招投标设置和药品定价机制。仅拿采购规则来说，其主要的原则便是“价低者得”。这带来的不良影响便是，一些生产门槛不高的廉价药，在小药厂的低价竞争下报价越来越低，甚至跌破成本价，最终出现中标就停产的尴尬局面。

　　凡此种种，其实都从侧面印证了在廉价药的管理方面，政府的有形之手还没有“伸”到位。事实上，廉价药与黑市之间的博弈，已从侧面印证了它具有很大的公益属性。因此，要想给廉价药开出有效的药方，政府部门首先要解决的一个问题便是明确廉价药在公益性基本医疗服务中的主体地位，最大限度地减少它在经济利益中占据的比重。有了这一基础，再通过价格杠杠和政策杠杠来激发廉价药的生产热情，也便轻而易举了。反之，如果这一问题得不到有效解决，那么，也就意味着政府“看得见的手”和市场“看不见的手”不能各安其位，今日廉价药呈现出来的老问题明日还会以同样的面孔出现在我们面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