设想，如是法定救助义务，在肖军、喻春祥乘坐皮划艇遇险后，于强、张正祥不予下水救助，是否就要承担未能完成特定义务的法律责任？应当说并不需要。

　　今年6月，几个成都家庭外出郊游，其中肖军、喻春祥乘坐的皮划艇被漩涡掀翻遇险，同行的于强、张正祥跳入水中营救二人。最终，只有喻春祥生还。于强和张正祥的妻子为了帮丈夫申请认定“见义勇为”，在市县两级主管部门间奔走，却被告知，由于所救为同行好友，属于“履行特定义务”，因而无法认定。

　　救好友不算见义勇为，在有关部门看来是有法可依的。根据《四川省保护和奖励见义勇为条例》，“见义勇为”指公民在履行特定义务以外，为保护国家、集体利益或他人人身、财产安全，不顾个人安危，同各种违法犯罪作斗争或者抢险救灾的行为。当地有关部门进而解释称，几个朋友家庭一起出游，属事先邀约，从而形成了“特定义务”。救落水的朋友即是在履行特定义务，算不上见义勇为。

　　类似事件在其他地方也有发生。舆论喧嚣处，吁请国家统一见义勇为标准者有之，批评当地官员一味依法条而不循法度者也有之。不过，作为规范领域的一个事实，见义勇为确实没有国家标准。当地官员依地方“条例”来认定某一行为是否属见义勇为，是正常履职。

　　争议已久，国家迟迟不为见义勇为立法，也不为见义勇为确立一个相对具体的标准，这是懒政吗？未必。“义”并不在法律规范的领地之内，法律也不需要回答这一问题。但对于一些行政机关，这个问题却很有意义。比如，是否认定见义勇为，关系到某些具体的当事人能否享受当地的某些政策待遇。也正因为见义勇为的认定与利益捆绑在一起，地方必须给出一个标准——这个标准更多与地方财政状况以及地方对见义勇为的认识相关联。如果财政足以支付更多的勇为者，又何必拘泥于“义”的解释？

　　在每个人心中，都有一个“义”。即便如此，社会仍可以寻求多数共识，比如对特定义务的排除。所谓“特定义务”，法律上常指向两类，一是近亲属之间，比如父母对子女、成年子女对年迈的父母。有一个公众熟悉的例证：此前发生在北京八达岭野生动物园的老虎伤人事件，事主赵女士将园方告上法庭，理由之一就是，其母下车救她惨遭老虎咬死，属于“见义勇为”。这一诉因引发网络舆论集体吐槽，而支撑网民情绪的深层原因便在于，母亲救女是本能反应，是母爱的天性使然，而绝非社会所公认的“义”。

　　另一种特定义务来自于前行为所带来的后行为义务。张正祥等人约定共同出游，是否就带来了特定的救助义务？并没有法律如是规定。设想，如是法定救助义务，在肖军、喻春祥乘坐皮划艇遇险后，于强、张正祥不予下水救助，是否就要承担未能完成特定义务的法律责任？应当说并不需要，因为肖军等人乘坐皮划艇的行为是自行决定的，理当由自己承担责任。于强等人在同伴遇险时下水救援，属于法定义务之外的更高要求，认定“见义勇为”有助于激发社会正能量。总不能在同伴遇险后，还四处央求陌生人去见义勇为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