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社会分工越来越专业化、精细化的当下，一些新兴职业不断出现在公众的视线里。“酒驾入刑”作为一种强制性的社会规范，倒逼公众形成了“开车不喝酒，酒后不开车”的价值趋向。酒后驾车越来越少，代驾越来越多，这样可喜的变化，有助于守卫公共安全。

　　中国历来是一个人情社会，酒成为一种社会互动的手段，有助于拉近人与人之间的距离。犹如“及时雨”的代驾不仅解决了消费者的“燃眉之急”，也让自己增加了收入；看似互利双赢的局面，却隐伏着安全风险。

　　作为一个新兴的行业，代驾尚未被纳入制度化、规范化的治理轨道。“无主管单位，无准入门槛，无统一标准”的代驾行业，不仅缺乏行业内部的规范和约束，相关立法也未跟上。代驾公司和代驾司机自说自话，定价不规范，服务不规范，长时间等候、事故纠纷、财产损失等现象屡见不鲜；代驾行业的“野蛮生长”，让遇上靠谱的代驾成为一件“主要看运气”的事情。

　　不论是司机故意绕路多收取代驾费，还是代驾交通违章，抑或代驾驾驶不当造成车辆损伤，消费者与代驾的利益博弈理应与法治完善结伴而行、共同成长；然而，当代驾处于社会治理的空白地带，消费者维权就会面临着“无处说理”甚至“找不到人说理”的无奈与艰辛——准入门槛过低，让代驾良莠不齐；代驾市场浑水好摸鱼，让一些“黑代驾”有了生存空间。

　　从一些发达国家的治理经验来看，破解“代驾之困”的关键一是立法，二是发挥行业协会的作用。2002年6月，日本出台了“关于汽车驾驶酒后代驾业务适正化法律”，首次对酒后代驾业进行了规范。韩国成立了代驾协会，由其负责区域内代驾业务的运营。只有给代驾行业戴上了“紧箍咒”，才能避免自弹自唱。

　　代驾作为一个新兴职业，不仅需要扎实的驾驶技能、丰富的驾驶经验，也需要从业者遵循相应的职业规范和职业伦理。只有这样，才能实现代驾与消费者的互信互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