并非说要忽视过马路玩手机的危害性，而是强调对过马路玩手机这一社会现象的干预，应有比立法更好、更系统的方式

　　近日，中国青年报社社会调查中心通过问卷网，对2001人进行的一项调查显示，72.2%的受访者有步行过马路玩手机的经历，78.6%的受访者认为这一行为容易干扰到他人甚至对他人造成伤害，52.7%的受访者将步行过马路玩手机归因为对发生交通事故存在侥幸心理。80.7%的受访者建议增设法律法规明确禁止这一行为（1月10日《中国青年报》）。

　　查阅相关信息可知，“立法禁止过马路玩手机”的呼吁，最早在2007年就开始出现。在手机高度普及和智能化的今天，人们使用手机的频率在提升，诸如一些过马路玩手机的现象，相信较之于十年前也会有所增加。这一点，72.2%的受访者表示有步行过马路玩手机的经历，可算是一种证明。但由此就呼吁增设法律法规明确禁止过马路玩手机，未免有点过于简单化了。

　　必须承认，当前国外也有地方出现类似的呼吁，但真正将呼吁变成明确的法律条文的非常少。这不仅是因为立法讨论上有其过程性，更因为这一立法本质上牵涉到人们对于私域和公域边界的共识问题。比如，较之于开车时打手机，过马路玩手机的公共危害，是否真的也到了必须立法禁止的地步？再者，如果过马路禁止使用手机，那么是不是暗示只要不是在路口，边走路边玩手机就完全合理？此外，立法的合理性，还包括对于法律执行成本的权衡。

　　当然，提醒应慎重考虑“立法禁止过马路玩手机”，并非说就是要忽视过马路玩手机的危害性，认为该现象无须公共干预。而是要强调，对于过马路玩手机这一社会现象的干预，应有比立法更好、更系统的方式。比如，相较于动辄呼吁以立法来禁止，当前我们对于健康的手机使用习惯的培育，是否做充分了？对过马路使用手机的危害性和安全告知，又是否到位了？城市路权的分配上，是否又做到了对于步行者的足够尊重？事实上，德国部分城市目前就开创性地设置路面红绿灯，以提醒走路玩手机的人注意交通安全。

　　当某一具有负面影响的社会现象引发社会关注，动辄呼吁立法来禁止的声音，在今天越来越常见。在一个法治社会，这种现象的出现确实有其必然性。但也必须看到，一味强调立法的作用，在某种程度上，与其说是对于法治的崇尚，不如说是社会问题解决途径与思维的单一化。它对应的可能是其他社会规范力量的式微，与公共责任的回避。而将所有问题都归之于用立法来解决，最终可能让社会失去活力，压缩道德、文化等“软约束”的空间。毕竟，现实中，立法呼吁高涨，但最终成为“摆设”的法律，确有不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