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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在法国巴黎发生的系列恐怖袭击预示着全球反恐战争进入进入了新的阶段。恐怖组织活动越来越猖獗,全世界各国必须联起手来全力打击恐怖组织。
这个世界上最大的确定性就是不确定性,早已失衡的世界经济,如今的确面临着比以往更多的不确定性。但决定全球经济格局变迁的主要因素仍然取决于发达经济体和新兴经济体之间的力量博弈。
战争是政治的延续,政治是经济的集中表现。而恐怖主义袭击尽管不是传统意义上的战争,但其夹带的不确定性往往比传统意义上的战争更大,也为这个本就异常脆弱的世界平添了新的不确定性。
对曾经贵为世界中心的欧洲而言,发生在巴黎的恐怖主义袭击事件,的确难以容忍。但对长期以来一直动荡的中东来说,恐怖主义袭击早已成为另类意义上的常态化存在。为什么会有恐怖主义,如何才能消除恐怖主义的威胁,这是极其复杂的系统性难题。有人说,此次巴黎遭受的恐怖主义袭击,是欧洲在为美国失败的中东政策买单。细细分析,这话不无道理。对美国而言,欧洲只不过是其推行大中东政策的一个重量级跟班,向来同床异梦的欧洲,尽管自二战结束以来不断探索政治经济一体化路径,也取得了不少进步,但整体而言仍受制于美国的占优策略。地理位置上的接近使得欧洲极易成为中东恐怖团伙的报复对象。事实上,对美国而言,欧洲经济不死不活是最符合美国利益的,至少在可预见的最近几年,看不到欧洲经济的显著增长势头。
现在断言,巴黎恐袭会重创欧洲经济,显然为时尚早。从21世纪的几次有着重要影响的恐怖袭击事件来看,无论是2001年的“9.11”事件还是2004年的马德里连环爆炸案以及2005年的伦敦地铁爆炸案,的确曾在短期内对区域乃至全球经济造成一定冲击,但并未对整体经济发展和稳定造成根本性影响。换句话说,全球经济增长的周期并未因遭遇恐怖袭击而出现根本性逆转。因此,法国最近发生的恐怖主义袭击,肯定会短期拖累法国乃至欧洲旅游业,以及避险情绪上升引致的资本小幅外流,进而会对欧洲经济产生一些负面影响,但整体而言,决定欧洲经济复苏进程的还看欧洲实体经济的表现,尤其是制造业的景气度。
当然,向来对政治因素异常敏感的国际油价,其走势会因此受到波及。加上中东局势短期尚不明朗,没有人可以对油价的未来走势给出精准预测。不过,整体而言,支撑国际油价走高的动力不足,加上原有库存充足,油价短期内仍将在低位徘徊甚至下跌,但若油价跌至每桶30美元以下,肯定不符合主要产油国的利益。预计明年将有可能出现一定幅度的反弹。而油价背后蕴含的是国家层面的战略利益较量。只要叙利亚战事短期内未有根本性变化,石油价格主导权争夺战就难以停止。至于欧佩克与非欧佩克成员国、欧佩克成员国之间的明争暗斗,短期内更是无法消停。俄罗斯当然希望油价上涨,但这不以俄罗斯的国家意志为转移。沙特宁可减少出口收入也要竭力维持市场主导地位,美国和沙特之间的裂痕似乎有扩大之势。如果油价跌至35美元以下,肯定伤及美国石油工业。事实上,自从油价暴跌以来,美国大量页岩钻井停工。不过,一旦美国决定拧开进口开关,低油价从根本而言有利于美国经济,当然美国先必须暂时封存这些油井,忍受资产短期沉没的代价。
偏偏美国过去几个月来一再利用掌握核心经济信息的优势,将加息利剑架在各国脖子上,而且已经因此对新兴经济体剪了不少羊毛,各国经济一再被美联储牵着鼻子走,只能说明在经济政策上主动陪绑。
毋庸置疑,恐怖主义是人类和平与发展的敌人,也是全球经济发展与稳定的重要不确定因素。但我们在谴责和打击恐怖主义的同时,更应深刻反思:为何恐怖主义最近几年来呈现蔓延之势?谁是恐怖主义的最大推手?无论是直接推手还是间接推手。笔者相信,即便是看起来不怕死的人肉炸弹本身,也曾有良知,也曾害怕失去生命。
按照西方政治学家的分析,恐怖主义极易产生在文明的断裂带。而美国作为这个世界政治经济和安全体系的担保人,肩负着首要的责任。但是,从中东最近25年来的格局变迁来看,正是美国在中东推行的一系列政策,导致了原有相对均衡格局的打破,遭致中东有关势力的强烈反弹。其结果,国家层面与美国的对抗确实减少了,但恐怖主义势力的蔓延却不以美国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到来。美国本身也成为恐怖主义的受害国。这应该是值得美国决策者深思的严肃命题。
全球政治、经济和安全体系均不能一再失衡。这个世界上最大的确定性就是不确定性,早已失衡的世界经济,如今的确面临着比以往更多的不确定性。但决定全球经济格局变迁的主要因素仍然取决于发达经济体和新兴经济体之间的力量博弈。
最近几年,美国作为全球掌握核心金融信息最多的国家,其在国家层面的道德风险持续泛滥,不仅无法承担起全球经济稳定的重任,而且一再把金融玩得最彻底也最无耻。不过,美国也许还能凭借暂时的竞争优势维持一段时期的美元本位,从国际经济均衡的角度来看,全球经济与金融领域的公共产品由目前的单极霸权向均势结构变革是大势所趋。美国可以推迟这一天的到来,但无法改变趋势。
换句话说,美国主导的全球经济秩序在愈益不确定的经济世界里,不断呈现出严重的功能性缺位。将世界经济的繁荣稳定尤其是可持续增长寄托于早已瓦解但阴魂不散的布雷顿森林体系身上,显然是一国之利的狭隘之举。以中国为代表的新兴经济体基于经济实力成长和国际需求向区域乃至全球向提供具有发展中国家元素与范式特征的公共产品,既是新兴经济体与相关经济伙伴谋求共赢的一种制度安排,亦是他们作为负责任大国展现相应国际责任感的重要平台。未来一段时期,中国等新兴经济体仍将是世界经济增长的最主要动力之一,全球经济力量中心的东移趋势有助于新兴经济体摆脱美元的战略锁定。进而建立更加均衡的全球贸易体系与金融体系。
章玉贵上海外国语大学 国际金融贸易学院院长、经济学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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