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90年代,我曾看过一部好莱坞大片,名叫《恐怖地带》。电影以埃博拉这样的恶性传染病为蓝本,描述了一场生物安全灾难。没想到,二十年后我驻守西非,竟然从头到尾遭遇了一场全球瞩目的埃博拉疫情。

　　8月,我从加纳的驻地飞往埃博拉疫情重灾区之一的塞拉利昂。在整个航程中,大地有着截然不同的变化:先是起点,加纳首都阿克拉,缺少绿色的黄土地和基建发达的沿海平原；然后是科特迪瓦和利比里亚,湿地渐多,水汽盎然；最后是降雨最凶猛的塞拉利昂,莽莽苍苍的热带丛林,洪水将大地分割成条块,有的村庄蜷在孤岛上。

　　有时我会觉得,塞拉利昂首都弗里敦像一百多年前的香港。机场快艇逼近市区,没有高楼的都市依山而建。机场通往市区的码头岸边照例飘满了藻类和垃圾,鼻子里是浓重的海腥味。我去弗里敦的那天风大,偏偏坐上了轻飘飘的7人座小快艇,像汪洋中的一叶扁舟,间歇性失重频发,是我迄今为止最险恶的一次海上经历。有时看着大浪和舷窗齐平扑来,总觉得快艇会侧翻。

　　降雨增多不仅带来了公共卫生的恶化,也造成了塞拉利昂偏远地区的交通不便,机动力量反应迟缓。埃博拉疫情一旦在偏远地带局部暴发,将带来难以想象的后果,所幸这种情况在连续一年的严厉控制之下已很难出现。当然,在2003年以后的中国,如果要压制此类疫情,应该不会超过三个月。

　　这座城市以及这个国家正在复苏,已经没有人戴手套和口罩了,人们明显变得更有精神,脸上挂着更多微笑。因为中国政府慷慨相助,当地人对中国人比此前更友好了。他们仍然以碰肘代替握手,但碰的其实是裸露的皮肤。

　　7月底,塞拉利昂总统科罗马公布了“后埃博拉时期”经济复兴计划,希望能在9个月内重振该国的经济、卫生和教育,加强基建、发展能源、清洁饮水,两年内重回正轨。这背后,是包括中国在内的国际社会总额达数十亿美元的援助。

　　弗里敦的街头,又响起了震耳欲聋的音乐,沙滩足球如火如荼；新修的海滨人行道上,各种肤色的人们在夕阳的余晖中慢跑；咖啡馆、餐馆个个开张,工人们正在合力翻修此前废弃的旧屋。一个本地小孩冲着飞驰而过的机场接驳巴士笑着大喊“Hello!Chinese!”——而车里其实只有我一个是亚洲面孔。

　　去年8月,我们把车开进了重疫区凯内马中心医院,帐篷里挤满了病人,隔离区里一个病人虚弱得连裤子都提不起来；今年8月,我隔着玻璃窗看生物安全三级实验室里中国疾控中心的高手们在检验可能带有埃博拉病毒的血样,心底竟觉得无比轻松。这种感觉,就像今年11月8日,我第一时间接到塞拉利昂埃博拉疫情结束的消息,躺在床上长出了一口气。

　　12月18日,中国援塞拉利昂医疗队总队长王耀平代表中国援塞抗疫全体医务人员,在弗里敦接受了总统科罗马的授勋表彰。“他给我授奖时就讲了三句话:感谢中国政府,感谢中国人民,感谢全体中国医务人员。我特别感动!”在微信里,王耀平这么告诉我。

　　2014年4月,我第一次去塞拉利昂时还没有疫情,在某条中企修建公路竣工的仪式上认识了王耀平。原本我以为他到期了之后会回国,但他在抗击埃博拉疫情中出色的表现,让国家卫计委决定留下他,继续后埃博拉时期中塞友好医院运作。

　　从疫情开始到结束,王耀平都没空回国。之前医疗队在金哈曼路公立医院工作,条件堪比中国乡镇卫生所(可能还要更脏一些)；在疫情刚开始时,他们接诊了一个后来被确诊为埃博拉并去世的病人,队里的王医生被隔离了三周,幸亏平安无事；现在换到了“高大上”的中塞友好医院,至少是县级中心医院水平了,窗明几净,地方十分宽敞,也安全得多。

　　同样坚守始终的,还有北京城建滨图玛尼酒店的经理张文国。这座酒店在弗里敦几乎无人不知,曾是该城唯一的五星级酒店。中国人来弗里敦出差,几乎全住在这儿。埃博拉期间,酒店接待了一批又一批中国援塞抗疫医务人员,他们以此为驻地,每日早出晚归,酒店则负责为他们做好后勤保障,一日两顿地送盒饭。

　　谁都知道在一场恶性传染病疫情里酒店坚持营业是冒着怎样的风险。中国医务人员都笑称张文国是所有人的“后勤部长”。我去弗里敦的时候,也总是住在这里,请酒店帮忙租车、在酒店吃饭(街头餐馆的卫生条件令人不能放心)。有时采访医疗队就是楼上楼下的事儿,很方便。作为建筑类企业,北京城建还在疫情中承担了修建实验室和改造医院的任务,这也是冒险之举,但都十分成功。

　　说起来,过去这一年有两件小事,现在想起来格外高兴:一是疫情高峰期我出差塞拉利昂时雇佣的司机穆萨,他一直都活着；二是我曾经和随任的妻子说“一旦加纳出现疫情我就坚决让你回国”,而她一直在我身边,我们安然无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