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安全观指在某一时空环境下，个体或群体对自身国家安全状态所形成的某种约定俗成的看法和认识。

　　国家安全观的形成，离不开对于国家利益的认知，也少不了对于威胁来源的判定。整体而言，当今有关国家安全、国家利益等知识，具有显著西方特色。从渊源和发展脉络看，1648年之后形成的当代国际体系是从西欧开始向全球蔓延而形成的。在此过程中，西方自我中心主义的国家利益观成为思考和认识国际体系行为模式的基本框架，采用这种框架的认知和思考，被定义为“理性的”，而与之不同的，则多少被认定为“不理性的”。

　　知识和观念可以被定义、修改和塑造。在内在利益的驱动下，西方可以通过对历史材料的裁剪，以及对历史现象的选择性讲述对观念进行修改和塑造。而某种特定的偏好，或者政策选择支撑了这种讲述。对中国近代史的讲述，就可以清晰地呈现出不同建构与偏好：与常见的将1840年之后的历史界定中国人民反抗西方殖民主义入侵的框架不同，有其他框架将鸦片战争解释为“中国欺负西方之后的必然结果”，将1840年鸦片战争的起点归结为若干代前乾隆皇帝要求英王特使下跪。尽管通过查阅鸦片战争的英国外交档案很容易发现，对中国出口鸦片以平衡贸易赤字，以及维护鸦片贸易的巨额利润才是支撑当时英国政府政策的具体动机，但这不妨碍“中国欺负西方”的解释框架借助新媒体大量传播，因为只有将中国定义为加害方以及普世价值的拒斥者，才能站在“捍卫中国国家利益”的高度，兜售看上去反事实的后续解决方案。

　　美国也在不遗余力地用各种方式塑造中国民众的国家安全观，并已初见成效：在斯诺登事件中，有来自中国的声音持比美国民众更爱美国的立场，痛斥其为叛国者。在中美网络战略博弈中，有中国的网络安全从业人员遵循美国政府的标准，要求中方主动放弃网络空间正常的情报搜集活动，以免损害笼罩在全球网络空间利益名义下的美国国家利益。

　　上述现象，意味着对当前中国来说，塑造与时代相适应的国家安全观的迫切性和重要性。这将有助于凝聚和塑造支撑中国采取战略行动的民心和士气，在国内三期叠加、国际风云变幻的复杂环境下，确保各项重大的战略决策获得足够支持。

　　对中国来说，要塑造的国家安全观，取决于对当今世界复杂性、不确定性的深刻认识。相比从1648年以来，国际体系自威斯特伐利亚体系至雅尔塔体系的转变，1991年苏联和平解体之后塑造的后冷战体系是一个复杂的二元体系：一方面，大量传统国际体系的特征，包括强权政治、无政府状态、以硬实力解决国际争端的偏好等，仍然持续充斥其中。另一方面，客观上确实出现了需要超越自我中心主义才能有效解决的全球问题，大国之间的战略合作与复杂博弈也日趋成熟稳定。

　　中国要构建的国家安全观，需要兼顾冲突与合作，关注挑战与机遇，对自身实力发展与推进大国合作之间的复杂关系形成比较全盘的把握。《国家安全法》的出台，以列举和描述的方式框定了中国综合国家安全的边界，这是非常重大的一步。但后续的问题是让民众不仅能够形成正确的国家安全观，而且还能自觉或不自觉地运用它去分析、看待国际事务，遵循中国标准，而不是美国标准，去形成和表达相关偏好。（作者是复旦大学网络空间治理研究中心副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