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1月3日，瑞典公民彼得·达林在北京被司法机关控制，他一共被关押了23天，在这期间对自己的违法行为供认不讳，后被释放，离开中国大陆。

　　达林35岁左右，被抓前为“人权卫士紧急救助协会”工作。这个机构总部设在美国，自称致力于“直接为受迫害的人权卫士提供重要的救援和资助”，以及提供相关的培训和支持。该组织未在中国大陆注册，达林利用一个离岸账户从美国民主基金会等西方机构获得资金，从事了他后来承认危害中国国家安全的活动。

　　有意思的是，达林日前接受《纽约时报》采访，完全“翻供”，称自己当时在认罪问题上与中国警方合作，是因为当局已经表明会将他驱逐出境，而他想加快这个过程。

　　《纽约时报》根据对达林的采访写成很长的报道，描述了达林被关押23天的很多细节。尽管整个讲述的语气颇有“控诉”味道，还有些对关押地点其他嫌犯待遇的猜测（因为达林没看见），但是一些基本事实是：达林没有挨打，他见到了瑞典使馆官员，他被没收的东西走之前全还给了他，除了3500美元没还，警方表示用于支付他返回瑞典的机票，还有寄养他的宠物等。

　　达林指称对他的虐待为：对他的提审通常是在晚上他疲倦时，另外就是关他的房间夜里不熄灯，他后来抗议，说这按照国际公约“等同于酷刑”，这种做法“很快被停止”了。

　　给人的感觉是，达林是个可以因为个人私利而轻易牺牲原则的人。他在中国大陆和对西方媒体抛出截然相反的说法，这两种说法肯定至少有一种是假的。《纽约时报》断定他在中国的供述受到了压力，但实际情况呢？

　　达林在中国被关押不久就见到了瑞典使馆官员，他很清楚自己没有危险。如果为了“加快进程”这么点好处，他就肯说假话，那么他回到西方后想“洗清自己”、重获环境信任的压力会更小吗？他会不会说更多假话？

　　这个人一方面像是为人权和司法独立奋斗的“圣徒”，一方面上来就搞无照经营，而且公私混搭，账目不清，还见什么人说什么话，怎么对自己有利怎么说，表现得相当市侩。此人说完全相反的话就像从不同的嘴角吐瓜子皮一样顺溜。

　　一些西方媒体把达林完全作为正面人物描述，似乎他们觉得只要是去中国政治上捣乱的，宣扬西方价值观的，用什么招都是对的。就是飞檐走壁，搞007和谍中谍，都站在道义制高点的云端上。

　　那些西媒大概觉得中国就没有法律，写在纸上的法律条文对西方人也不应有约束力。看看《纽约时报》和达林的对话，他们谈论中国简直就像在谈论一个古怪的世界。

　　其实达林和采访他的记者才真的有点“怪”，或者叫有点“不知天高地厚”。达林来自的国家瑞典只有980多万人口，大约是中国社会规模的1/130，相信他完全想象不了中国社会治理上的复杂性。他对人权的理解除了他很狭窄的生活经验和西方书本上的理想主义描述，不知还能有什么更丰富的素材基础。

　　采访他的记者以及《纽约时报》给了这个故事如此大的讲述空间，只能说他们的兴趣点一直没有跳出“人权人士”同中国政府作对那个针尖大的领域。西方媒体看中国人权的眼神有点像“对眼”，那样的兴奋和集中有一种反自然的不对劲。

　　西方围绕中国人权的舆论越来越偏执、浅薄，而且渐渐有了肆无忌惮的胡来。他们形成了相当固化的思想及话语逻辑，面对中国的现实，他们几乎不再思考，只是往他们的现有逻辑里硬塞硬套。一些通过常识就能看出的荒谬，他们身陷其中却浑然不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