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着60多年历史底蕴的世界贸易组织（WTO），如今陷入了全球性公共产品通常都有的历史尴尬。

　　在原本颇具个人魅力与国际雄心的阿泽维多决定挂冠而去之后，WTO昨天启动了新总干事遴选程序。从目前情况看，亚洲、非洲、欧洲和大洋洲都在积极争取填补阿泽维多留下的空缺，一些老牌发达国家有意将自己的资深贸易官员推向前台。未来两个多月里，全球有实力的参与主体将围绕WTO新掌门人推选与任命展开博弈。这对争端机制陷入停摆状态已半年的WTO而言，或许也是一次重塑自身形象和唤醒机制活力的机会。

　　作为关贸总协定的升级版，WTO是经济全球化和贸易自由化的制度变迁产物。自1995年正式运作以来，它在推进贸易领域的公平竞争、确保多边贸易机制的有效性，以使每位成员都能在平等竞争环境中相互提供便利化的贸易与服务等方面，做出了历史性贡献。WTO也因此与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一道，被公认为全球经济领域的三大主要公共产品，有着“经济联合国”之称。

　　不过，正如自由贸易在真实世界里往往是难以找到最优解的高难度命题一样，WTO尽管有着辉煌过去并曾受到一向标榜自由贸易的美欧力挺，但随着新兴经济体陆续加入WTO且不断融入全球贸易体系，发达国家开始改变对WTO的态度，以致这个主要国际贸易组织越来越难以做到“刀切豆腐——两面光”。尤其作为WTO主要机制设计者的美国，近年来越来越不喜欢WTO，甚至多次威胁退出。

　　美国指责WTO的现有机制令国际贸易陷入市场失灵疲态，声称WTO争端解决机制上诉机构的法官们在解释WTO法律过程中经常“越界”，“滥用”了WTO相关法律法规中并未赋予他们的权力。美国多次表示将使用一切可用手段确保WTO对发展中国家地位进行改革，阻止那些“自我宣称”为发展中国家但并不具备合适经济指标支持的国家在WTO谈判中享受特殊和差别待遇的灵活性。以此为借口，蛮横的本届美国政府干脆在去年底对WTO中负责裁决贸易争端的解决机制——上诉机构，来了个釜底抽薪。通过迟滞和阻挠上诉机构新法官的任命，使这一机制无法继续审议世贸成员间的贸易争端，全球多边贸易争端解决机制事实上处于脑瘫状态。

　　现在看来，美国以退为进、通过让WTO争端解决机制停摆或干脆休克来分化支持多边贸易体制的力量，同时通过拉拢个别新兴经济体为突破口，诱使一些成员追随美国脚步，最终目的只有一个：按照美国的意志改造WTO。

　　毋庸置疑，WTO是守护自由贸易的最重要载体之一。随着数字经济的迅速发展，WTO亟待建立数字贸易的国际标准，这是WTO需要自我变革以适应技术进步与贸易发展的原动力和迫切性之所在。新冠疫情暴发后又大大加快了全球贸易的数字化进程，甚至可以说在一定程度上确立了数字贸易的主导性地位。而在数字贸易时代，WTO在加速推动电子商务谈判、加强跨境商品和服务贸易的数字化建设、缩小“数字鸿沟”以及加强隐私保护与提供公平竞争环境等方面，显然有着广阔的行为空间。

　　即便保护主义和单边主义冷风不时吹起，即便全球贸易规则的块状化与集团化博弈严重阻碍全球经济一体化进程，并且显著增加了双边或多边贸易摩擦与交易成本，WTO也没有任何理由自我边缘化。

　　在WTO改革面临停摆的关键时刻，作为负责任的新兴经济体，中国尤其应当最大限度团结其他成员，共同推动WTO改革朝着积极与建设性的方向发展。为此，我们可以探讨将中方对WTO改革的三个基本原则和五点主张，与欧洲、日本等发达经济体以及新兴经济体、广大发展中国家的改革主张或诉求有机结合起来；另一方面，我们在坚决反制美方任何经贸霸凌行为的同时，也要展现出适当的灵活性，防止中美经济与贸易联系陷入美国一些对华鹰派推动的全面“脱轨”和“脱钩”，可以探讨中美在WTO改革方面可能的合作区间，例如关税和非关税壁垒、技术转让等，都可以展开建设性对话。

　　毕竟，零和博弈有害无益。全球经济治理目标的实现，“内生性”地要求WTO各成员在合作性博弈的过程中展现出应有的国际责任感。致力于消除分歧，促进商品和资本的自由流通，以便从共享中获取利益，共同守护WTO作为“自由贸易守护者”的形象。

       （作者是上海外国语大学国际金融贸易学院院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