眼下，非洲裔美国人乔治·弗洛伊德被白人警察“跪杀”所引发的抗议活动仍在全美各地继续。“我无法呼吸”“黑人的命也是命”“对警察暴力说不！”激愤的抗议口号，让美国长期积累的系统性社会政治问题暴露无遗。

　　不合理的现象为什么在美国社会长期存在？两党恶斗、政治极化，不断扩大的“美国分裂”，揭示了美国政治体制运转中的哪些根本性问题？近日，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网站专访了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苏世民书院特聘教授王绍光。

“选票无法消除制度性的种族不平等：在黑人获得政治权利的同时，对他们的管控也加强了

　　Q.1963年8月，马丁·路德·金在《我有一个梦想》的演讲中说：“只要黑人依旧遭受警察暴力迫害，我们就不会满足。”几十年过去了，黑人的政治地位问题似乎得到了解决，但事实上社会地位的不平等依然存在。这种不合理的社会现象为什么能够长期持续？

　2020年6月6日，美国芝加哥，示威者手举弗洛伊德的画像参加游行示威。

王绍光：基辛格说过一句话：世界上有两种情况让人很沮丧，一种是你追求一种东西，永远追求不到；一种是你追求某种东西，追到手后才发现，它并不是你想要的。普选权有点像后一种情况。为争取普选权，多少人前仆后继，不惜坐牢、牺牲，好像一旦拿到普选权，所有问题都迎刃而解。最终实现了普选权，人们恍然大悟：它好像也解决不了太多问题。

　　在美国，最初几个世纪，黑人是奴隶，并不被当作人看待。1861-1865年，南北战争以后，黑奴据说被解放了，但其实还没有被当作人看待。从那时到现在的150多年里，黑人争取作人地位是与争取普选权联系在一起的。1870年，第15条宪法修正案赋予黑人男人投票权，但各州立法与最高法院判决实际在很大程度上又剥夺了这项权利。1920年，第19条宪法修正案赋予妇女投票权，但最初并未将此项权利赋予少数族裔妇女。直到20世纪60年代初，黑人的投票权仍未真正实现。

　　直到美国总统约翰逊签署《1964年民权法案》《1965年投票权法案》后，黑人的投票权才逐渐得以实现，合法的种族隔离被破除。然而与此同时，约翰逊开始大力加强美国警力，于1968年发起“向犯罪开战”的号召，并在卸任前通过《综合犯罪控制和安全街道法案》。2016年出版的《从向贫困开战到向犯罪开战：美国大规模监禁溯源》一书对此有精到的分析。现在黑人只占美国人口不到13%，但三分之一的监狱人口是黑人。也就是说，在黑人获得政治权利的同时对他们的管控也加强了。

　　黑人现在有了投票权，但他们只占总人口的八分之一，且投票率比白人低。大家可以想一想，仅靠选票能否消除种族不平等，能否提高黑人的社会政治地位？如果选票无法消除制度性的种族不平等，还有什么别的办法？这些办法可不可能实现？我们不妨做一个极端假设：黑人要争取自己的权利，并全部参与投票，如果占美国人口绝大多数的人不同意，他们要不要少数服从多数？可见，很多根本性的社会问题未必能靠选票解决。1619年（即明朝万历年间），第一批非洲奴隶就抵达了今天的美国，距今已有401年。不改变美国的制度本身，黑人还要等多少年才能真正改善自己的社会政治地位？

　　美国监禁本国公民的强度和规模远高于其他国家：警察暴力执法是美国所谓“法律与秩序”的重要组成部分

　　Q.您在美国求学执教多年，对美国警察制度颇有研究，您如何看待警察暴力执法现象？它戳穿了美国社会的什么神话？

　王绍光：美国警察可能是世界最“牛”的。首先，警察多。按每十万人警力计算，美国是中国的两倍多。其次，经费多。按不变价格计算，现在美国的警力开支是40年前的约三倍。第三，规矩严。上世纪90年代我在耶鲁大学任教，看到过美国工人罢工，警察在地上画了一个圈，罢工者在圈里打转转进行所谓“抗争”，跟马戏团杂耍一样。第四，出手狠。面对反抗，会毫不犹豫地使用暴力，包括开枪。但凡在美国生活过的人，都知道不能跟警察作对。

　　6月6日，美国首都华盛顿迎来了十几天来参与人数最多的游行活动。

　　警察暴力执法在事实上成为美国所谓“法律与秩序”的重要组成部分，针对黑人的暴力执法只是其中一个侧面。大规模使用监狱来关押罪犯，是美国控制犯罪、治理社会的重要手段。约翰逊总统启动“向犯罪开战”的政策后，向国会提交了新的法案，用联邦政府的钱增加警力，在城市地区加强巡逻，开启了大规模监禁的序幕。人口仅占世界总数5%的美国，拥有世界25%的监狱人口。每时每刻，美国都有200万以上的人在押。美国监禁本国公民的强度和规模远高于其他国家。有人认为，只要是民选政府，警察执法无论怎么暴力都具有广义的合法性。这样的逻辑并不成立，凭什么我投个票，就同意你所有的胡作非为？从“我有一个梦想”到“我无法呼吸”，“梦想”还未实现，“呼吸”已被剥夺。弗洛伊德事件戳穿了美国制度会自我纠正的神话。

　“民有、民治、民享”的制度，已经演变成“1%的人有、1%的人治、1%的人享”

　　Q.新冠疫情暴露了美国社会长期存在的不平等顽疾，而此前的“占领华尔街”运动，更是喊出“99%对1%”的口号，成为美国阶层矛盾激化的真实写照。这种社会撕裂的现象是怎么产生的？

　　王绍光：自19世纪末开始，美国社会就存在着严峻的经济不平等。此后有一段时间，美国社会不平等趋势缩小。除了底层的抗争，还因为世界上存在一个社会主义阵营，导致美国的统治阶级不得不对底层民众作出一些让步。

　　过去40年间，美国经历了史无前例的不平等激化。2009-2012 年，居于美国社会前1%的家庭收入增长了31.4%，而其他99%的家庭收入仅增长了0.4%。这几年间，美国家庭总收入增长的85.1%进入了前1%家庭的腰包。在《我们的孩子: 危机中的美国梦》一书中，美国政治学家罗伯特·帕特南揭示了当前美国社会令人触目惊心的现实: 日渐加深的经济鸿沟横亘在美国社会，筑起一道森严的阶级壁垒。穷孩子难以获得向上的社会流动，下一代美国人的美国梦处于危机之中。普特南将其归因于20 世纪70 年代美国制造业的衰败，其实不然。

　　经济学家斯蒂格利茨认为，林肯总统所说的“民有、民治、民享”的民主制度，已经演变成“1%的人有、1%的人治、1%的人享”，这样的民主显然无法解决99%人群的需求问题。在一项名为《美国政治的检验理论：精英、利益群体和普通公民》的实证研究中，美国普林斯顿大学和西北大学的团队分析了美国政府在1981-2002年间制定的1800项政策，结论是“经济精英与代表公司的利益压力集团对美国政府政策有显著的影响力，而代表普通民众的利益集团与一般老百姓的影响非常小、甚至完全不存在”。福山在《美国政治——衰败抑或更新？》一文写到：“两个政党中没有哪一个对这一正在败落的群体尽职尽责”。在“占领华尔街”运动中，出现了一个被普遍使用的口号：“华尔街拥有两党。我们需要一个自己的党！”美国人民已经与所谓“民主”制度共舞了200余年，如今他们发出了疑问：自己真的是这个国家的主人吗？